奉天城内的气氛，在1931年的春天里，表面平静，内里却暗流汹涌。
少帅张学良将东北军主力陆续调入关内，自己常驻北平遥控，留下老将张作相坐镇奉天，主持东北军政大局。兵力空虚带来的微妙变化，普通人或许难以察觉，但对于嗅觉灵敏的各方势力而言，却如同平静湖面下扩大的暗影。
朱琳利用这相对混乱却又尚未彻底失控的窗口期，加紧了行动。
与朱式群、顾柏年、朱荣甲等核心技术人员达成初步意向后，转移立刻进入实质性阶段。首要问题，是家属。
“不能让家属拖累转移速度，更不能让他们成为敌人的靶子。”朱琳在秘密碰头会上决断，“必须先送走一批，确保技术骨干没有后顾之忧，我们行动时才能果断。”
她看向周明远和李振声：“文瀚和浩子派你们来，不仅因为你们懂技术，更因为你们可靠。司机也是我们的人。你们立刻着手，以‘西北实业公司聘请技术顾问，可携带家眷先行安置’的名义，分批将朱工、顾师傅、朱工程师三人的直系亲属，以及其他几位最早确定、家庭结构简单的技术员家属，先秘密送走。”
周明远有些担忧：“老板，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一下子走几户人家……”
“所以要分散，要有合理解释。”朱琳早已想好，“朱工可以借口老母病重，需送回关内老家休养；顾师傅可以说儿子在西北找到差事，举家投奔；朱工程师……就说有南方亲戚生意需要帮手。时间错开，路线也不同。你们和司机辛苦，多跑几趟，务必确保安全抵达韩城。秦氏和周嫂那边，我会提前用电报（通过秘密渠道）通知她们做好接待准备。”
“明白！”周明远和李振声郑重应下。他们知道，这是信任，更是重托。
接下来的日子，朱琳自己则带着伤臂未愈的身体，投入了最繁重也最危险的工作——勘察撤退路线。伤口正在结痂，动作稍大仍会疼痛，但她毫不在意。
“我们不能只有一条路。”朱琳对刘军、秦川、石头、水生、陈乾等骨干强调，“日本人不是傻子，土肥原更在盯着我们。一旦开始转移，他们很可能察觉并拦截。我们必须有主路，有备路，甚至有绝境时的应急小路。每一条路都要详细勘察：哪里能走车，哪里只能步行，哪里有渡口，哪里有桥梁，哪里能隐蔽，哪里可能设伏，哪里能补给……所有细节，必须在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
幸运的是，刘军、秦川等人在德国军事学院受训时，都系统学习过地形学、地图测绘和战术侦察。他们分成十人一组，扮作樵夫、货郎、风水先生、探亲访友者，甚至收山货的商人，以奉天为中心，向西南、西北、正西等多个方向辐射开去。
朱琳亲自负责最核心、也最危险的区域——奉天兵工厂周边及可能的第一拦截圈。她有时扮作进城卖鸡蛋的村姑，挎着篮子，在兵工厂外围的街巷转悠，观察岗哨位置、换班时间、巡逻路线；有时扮作走亲戚的妇女，在附近的茶馆、饭铺一坐就是半天，听着各色人等的闲聊，收集零碎信息；甚至有一次，她利用朱式群提供的内部通行证（仿制），混入兵工厂外围的生活区，实地观察了内部道路、围墙高度、薄弱环节以及几处可能用于紧急情况下人员疏散的偏门。
每一次外出勘察，她都带着一个小本子，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简图记录。晚上回到隐蔽住处，再根据记忆和火种系统的辅助（系统可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地形扫描和风险标注，但需耗费能量，不能频繁使用），将信息补充到一张越铺越大的手绘草图上。
勘察工作异常艰苦。为了摸清一条备用小路，他们可能需要翻越荒无人烟的山岭；为了确定一个渡口夜晚是否可行，他们需要冒寒在河边蹲守整夜；为了评估某个村庄是否可靠，他们需要与当地人谨慎接触，从只言片语中判断风声。
这期间，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秦川的小组在勘察西北方向一条山路时，与一队似乎是当地土匪探路的人马不期而遇，发生了短暂交火，击毙两人后迅速脱离，但引起了地方保安团的注意，不得不放弃那条路线。还有一次，水生小组在勘察辽河一处渡口时，发现那里竟然有便衣模样的人在暗中观察过往船只，疑似日本特务，立刻中止行动。
但总体而言，由于计划周密、行动谨慎、化整为零，加上奉天周边兵力空虚、管理相对松弛，大规模的勘察活动并未引起日方或东北军高层的特别警觉。
一个月的时间，在紧张忙碌中飞快流逝。
奉天城南，一处租来的、带有地窖的独立小院。所有外出勘察的小组骨干再次秘密齐聚。地窖里点着昏暗的油灯，空气中弥漫着纸张、泥土和汗水混合的气息。
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由数幅拼凑起来的奉天周边地形总图，上面已经用不同颜色的炭笔和墨水，标注了密密麻麻的符号、线条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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