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南京城外。
夜色如墨，长江水声滔滔。几十条黑影在黑暗中泅渡，悄无声息地登上南岸。他们穿着日军的军服，湿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但动作依然迅捷。
“快！”朱史敏低声道，他的日语带着地道的关东口音——这是在德国学习时，教官特意要求的。
490名特种兵分三批渡江，第一批150人由朱史敏亲自带领。张灵和唐嫣各带一批，间隔半小时出发。所有人都经过严格训练，能说流利的日语，熟悉日军条例和习惯。
军统在南京的秘密据点位于城南夫子庙附近，是一家当铺的后院。当朱史敏带着第一批人到达时，军统南京站站长王天风已经在等候。
“朱队长，久仰。”王天风五十多岁，一脸精明，“你们的人分批进城，安排在不同地点。这是南京城的地图，最新标注了日军布防和汪伪政府的警卫情况。”
朱史敏接过地图，迅速扫视：“汪精卫的行踪？”
“每天上午九点从公馆出发去伪政府办公，下午五点返回。每周三、周五会去玄武湖散步，这是最好的动手时机。但他身边至少有三十名日本宪兵和五十名76号特务。”
“周三……”朱史敏算着日子，“还有五天。足够了。”
当夜，三批特种兵全部安全进城，分散在十二个安全屋里。这些地方有的是军统安排的，有的是朱琳早年布下的暗桩——她1930年代就在全国主要城市建立了情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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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张灵和唐嫣化装成普通民妇，混入菜市场。两人挎着菜篮，用南京方言与菜贩讨价还价，目光却暗中观察着街道的巡逻规律、哨卡位置。
“东边路口有两个固定哨，每小时换一班。”张灵低声说。
“西边那条巷子可以直通城墙，但晚上有探照灯。”唐嫣补充。
中午，朱史敏扮成日本商人，坐着黄包车在城里转了一圈。他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拿着公文包，不时用流利的日语与路过的日军军官打招呼。
回到安全屋，三人摊开地图。
“撤退路线有三条，”朱史敏指着地图，“第一条，得手后从玄武门出城，在燕子矶有船接应。第二条，走水西门，过江到浦口，那里有车。第三条最危险，但最出乎意料——直接躲在城里，等风声过去再走。”
“我选第一条，”张灵说，“干净利落。”
唐嫣犹豫道：“玄武门日军守卫森严。而且得手后全城戒严，出城不容易。”
“所以才要周密计划。”朱史敏在地图上画着箭头，“周三下午，汪精卫会在玄武湖散步。我们在他返回公馆的路上动手。这里，”他指着一个十字路口，“街道狭窄，适合伏击。得手后兵分三路，一部分向北吸引追兵，主力向南从玄武门出城。”
“需要内应。”张灵说。
“军统会在当天制造几起爆炸，分散日军注意力。”朱史敏道，“但我们不能全靠他们。自己要有备用计划。”
三人一直商议到深夜，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这是朱史敏在德国学到的——特种作战，成败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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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东南亚战火已燃。
1941年8月12日，日军在越南海防港登陆。法国殖民军抵抗了三天就溃不成军——本土沦陷后，这些海外驻军早已军心涣散。
8月15日，日军进入柬埔寨。
8月20日，缅甸仰光港外出现日本舰队。
李闻韶在越南北部山区用望远镜看着日军南下，对身边的参谋说：“法国人败了。通知各部队，按计划行动——帮助当地游击队，但不与日军正面交战。等他们把法国人彻底赶走再说。”
“是！”
在缅甸，杨闻曰的一万多部队已深入缅北山区。他们穿着迷彩服，在丛林中如鱼得水。当英国殖民军仓皇后撤时，这些中国士兵却悄然建立了一个个隐蔽的营地。
“英国人撑不了几天，”杨闻曰判断道，“等日本人把英国势力扫清，就是我们出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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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唐宁街10号。
丘吉尔抽着雪茄，脸色铁青：“日本人已经疯了！他们同时进攻越南、柬埔寨、缅甸！”
对面的戴高乐——这位自由法国领导人，此刻眼中燃烧着怒火：“他们在越南屠杀法国侨民！我的同胞在流血！”
“我们必须宣战！”丘吉尔拍桌子，“立刻！马上！”
8月25日，英国、自由法国同时对日宣战。消息传到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陷入沉思。
“总统先生，”国务卿赫尔说，“日本在东南亚的暴行已经引起国际公愤。但如果我们介入，就可能两面作战——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
罗斯福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欧洲战场，德军势如破竹。情报显示，德军装备了大量新型坦克——那些坦克的设计与朱琳在东北使用的如出一辙。德国人还购买了青霉素、火箭筒，甚至步枪都换成了类似西北抗日救国军的半自动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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