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20日，韩城。
深夜十一点，朱琳刚批完最后一份关于包头钢铁厂产能提升的报告，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总指挥，紧急情报。”魏子清推门而入，脸色凝重。这位西北抗日救国军情报处长，是朱琳从智利带回的骨干之一，素来沉稳干练，此刻却眉头紧锁。
“什么事？”朱琳放下钢笔。
“西北无人区发现两具尸体，一对夫妻，死状蹊跷。”魏子清将卷宗放在桌上，“当地警察初步判定为互杀身亡，但现场有些细节……不对劲。”
朱琳翻开卷宗。照片上，荒凉的戈壁滩中，两具尸体相对倒卧，各自手中握着刀。男人胸口插着切肉刀，女人腹部插着砍骨刀，鲜血已凝固成深褐色。
“相互拿刀将对方干掉，同归于尽？”朱琳抬头问。
“表面看是这样。”魏子清点头，“这是凶器。”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两把用油布包裹的刀，放在桌上。
朱琳仔细端详。两把刀都还沾着干涸的血迹，刀柄是普通的木柄，刀刃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一把刀身宽厚，是典型的砍骨刀；另一把窄而薄，是切肉刀。
“上面没有其他人的指纹。”魏子清补充，“只有他们夫妻自己的。刀上的血迹也与对方伤口吻合。”
“你们调查过刀的来历吗？”
“查了。是我们西北工业园三年前为周边农牧民统一打造的刀具，每户一套，包括砍骨刀、切肉刀、剔骨刀各一把。这批刀在西北地区发放了上万套，没有什么特别。”
朱琳的手指轻轻敲击桌面，目光再次落在卷宗上：“夫妻姓名？”
“王德福，四十二岁；李秀英，三十九岁。原籍北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逃难到西北，在张掖附近开荒种地。邻居反映夫妻感情尚可，偶尔争吵但从未动过手。”
“北平来的……”朱琳沉吟，“在西北六年了。突然互杀？”
“这也是疑点。”魏子清道，“警察走访了周边二十里内的所有住户，没人听说他们近期有大矛盾。而且——”他顿了顿，“现场财物未丢失，排除了劫杀可能。”
朱琳合上卷宗，起身走到窗前。夜色深沉，远处兵工厂的灯火依稀可见。
“问题很大。”她转过身，“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去西北。我要亲自看现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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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清晨。
车队驶出韩城。朱琳的卫士车打头，魏子清和四名警卫员乘坐另一辆车紧随。李萍这次没有随行——她的丈夫是韩城卫戍部队的营长，最近部队正在换防，她留在家中处理一些事务。
车子沿着新修的公路向西行驶。道路两旁，去年栽下的白杨树已经有一人多高。经过五年建设，西北的交通网已初具规模，从韩城到张掖的公路全程硬化，车程从过去的三天缩短到十个小时。
上午九点，车队经过延安。路边正在操练的八路军战士见到车队，纷纷停下动作立正敬礼——他们认得那辆特殊的卫士车，认得车头那面火凤凰旗。
朱琳让司机放慢车速，摇下车窗回礼。
“敬礼！”带队军官高喊。
上百名战士齐刷刷敬礼，目光中透着敬意。这些战士中，不少人使用的还是西北抗日救国军提供的“中华一型”步枪——那款1925年定型、使用中间威力弹的八发漏夹步枪，比日军的武器轻便得多。
车队继续西行。
卫士车的引擎轰鸣，动力十足。这款车采用朱琳从火种系统中获得的柴油机技术，最大功率150马力，越野性能极佳。一个小时后，车子已进入真正的西北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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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警察局，下午两点。
停尸房里阴冷潮湿。两具尸体并排放在水泥台上，盖着白布。
朱琳戴上手套，轻轻掀开白布。尸体已经做过初步清理，但伤口依然触目惊心。她仔细检查两人的手部——虎口有茧，是常年劳作留下的；指甲缝里有泥土，但没有搏斗时可能留下的皮屑或血迹。
“死亡时间？”她问。
“根据尸僵和腐败程度判断，大约五天前，也就是7月16日夜间。”法医回答，“发现时间是7月19日清晨，一个放羊娃看到的。”
朱琳又检查了伤口。男人的伤口在左胸第三、四肋骨之间，刀刃完全没入，直刺心脏；女人的伤口在腹部，刀刃向上斜刺，伤及肝脏。
“两人都是当场死亡。”法医补充，“从出血量和伤口位置看，几乎同时毙命。”
朱琳沉默地检查着，从头发到脚底，不放过任何细节。然而就像魏子清说的——表面证据全都指向互杀。
“总指挥，这是我们整理的卷宗。”一个年轻警察递上文件夹，“包括夫妻俩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近期行踪。和魏处长的资料一致。”
朱琳接过，快速翻阅。王德福和李秀英，北平小商人出身，逃难到西北后领了三十亩荒地，种小麦和棉花。邻居反映他们为人本分，与人为善。有一个儿子，十七岁，今年初参军去了山东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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