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5日，清明时节的雨丝笼罩着京城。
总医院特护病房的窗户上凝结着薄薄的水雾，窗外的银杏树刚抽出嫩芽，在雨中泛着新绿。病床上，朱琳安静地躺着，一头白发在白色枕套上铺散开，衬得她的脸色更加苍白透明。
走廊里响起急促而克制的脚步声。
三位领导几乎是前后脚赶到，司法部门的那位前对手——如今已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一员——也紧随其后。推开病房门时，所有人都怔住了。
距离上次见到朱琳，不过月余。那时在“鲲鹏”运输机的总装车间里，她还神采奕奕地讲解着共轴反转发动机的原理，乌黑的头发在安全帽下束成利落的发髻。而此刻……
“刘军同志。”一位领导转向守在病床边的丈夫，声音压得很低，却掩不住震惊，“这是怎么回事？上个月见她还好好的，怎么头发……”
刘军缓缓站起身，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此刻眼圈泛红，声音沙哑：“从3月12号开始，她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没日没夜地画图。她说……这是‘未来之心’，必须赶在灵感消失前全部记录下来。”
“画图能画成这样？”另一位领导看着病床上的人影，眉头紧锁，“什么图纸需要这样拼命？”
“航空发动机的完整谱系。”刘军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几张复印的图纸草稿，“三转子涡扇发动机——给战略轰炸机用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给大型运输机和客机用的；还有一系列涡轮螺旋桨、涡喷发动机……总共四千多张图纸。”
光头先生接过图纸，他虽不是技术专家，但也能看出这些设计的复杂与精密：“她画了多久？”
“整整三十天。”刘军的声音有些发颤，“白天画，晚上画，有时候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我劝过，可她总说‘时间不够了’、‘必须赶在忘记之前’……”
“她还说了什么？”一位领导轻声问。
刘军努力回忆：“她说……教育是国家崛起的根基。要培养千千万万的技术人员、工程师、科学家。还说……”他顿了顿，“她说自己已经把基础打好了，剩下的路，要靠后来人接着走。”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监测仪器规律的低鸣。
几位领导交换着眼神。他们都是经历过无数风雨的人，此刻却从这番话里听出了某种深意——那不像是一个四十七岁的人会说的话，倒像是一位自知时日无多的老者，在交代后事。
“她说这话时，精神状态怎么样？”光头问。
“很清醒，但……很疲惫。”刘军说，“最后几天，她的头发开始变白，一根一根地变。我让她休息，她说：‘等画完最后一张图。’”
“什么图？”
“一张技术发展路线图。”刘军从公文包最底层抽出一张折叠的大幅图纸，“从1947年到1977年，三十年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路径。每一年该攻克什么技术，需要什么设备，培养什么人才……都标得清清楚楚。”
图纸在众人面前展开。那不仅是一张技术路线图，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主治军医拿着最新的化验单走进来，看到病房里的人物，先是一愣，随即立正敬礼。
“医生，朱琳同志的情况怎么样？”一位领导直接问道。
军医斟酌着措辞：“从各项检查数据看……朱琳同志的器官功能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衰减。肝脏、肾脏的代谢能力下降，心肺功能也较同龄人偏弱。但最奇怪的是——”
他指着化验单上的一行数据：“细胞端粒检测显示，她的生理年龄……已经接近六十岁。”
“什么意思？”刘军急问。
“通俗地说，她的身体在以某种方式加速老化。”军医尽量让语气平和，“不是疾病，不是中毒，更像是……长期超负荷运转后，生命能量的过度透支。”
病房里一片死寂。
一位领导深吸一口气：“有治疗办法吗？”
“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治疗方案。”军医实话实说，“我们已经组织了全国最好的专家会诊，也向苏联医疗界请求了协助。这种病例太特殊了，全世界可能都找不到先例。”
“那就研究！”另一位领导斩钉截铁，“给韩城医科大学、给协和医院、给所有相关科研单位下达任务！成立专门课题组，不惜代价，一定要找到延缓这种衰竭的方法！”
“是！”
光头走到病床前，看着朱琳苍白的睡颜。他想起1939年，那时抗战正酣，朱琳带着刚刚定型不久的轰-4轰炸机图纸来到重庆——那款在当年就投入实战的轰炸机，后来成为了中国空中力量的重要支柱。
八年过去了，她造出了更先进的轰-6，帮苏联建起了生产线，现在又在搞什么“鲲鹏”运输机……她好像永远在追赶，永远在超越。
“她会醒吗？”他问军医。
“生命体征目前稳定，但意识状态……”军医谨慎地说，“可能是大脑启动了某种保护机制。什么时候能醒，要看她自己的身体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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