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大堂的柏木地板被踩得泛着暗光，那是百年来无数双官靴磨出的包浆。
王溥走进来时，大理寺卿赵砺和御史中丞刘温叟已经在了。三人互相拱手，没多寒暄，各自在长案后坐下。案上堆着卷宗，最上面那份就是吴文靖从巩县送来的原奏，纸边已经有些卷了。
“开始吧。”王溥说。
刑部的书吏上前，开始宣读案卷。声音平板，一字一句，在空旷的大堂里回荡。孙铁柱、李员外、八十七亩“坟茔地”、分地、争执、尸体、伤口……一个个词蹦出来，像石子投入死水，激起一圈圈看不见的涟漪。
赵砺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他是老刑名了，五十出头，脸上法令纹深得像刀刻。等书吏读完，他开口：“钝器伤，鞋底无泥——这两点，作作验得可准？”
“巩县作作陈五，干了二十年，验尸的文书在此。”王溥推过去一份抄件。
赵砺接过来细看。文书写得很细，伤口的位置、形状、深浅，甚至推测凶器可能是“圆头硬物，如锤柄、棍端”。鞋底的土样也描述了，确实是干土，没有水渠边的湿泥。
“若真是失足落水，挣扎时鞋底该有湿泥才是。”刘温叟沉吟道。他比赵砺年轻些，四十多岁，面白无须，说话时习惯性地捋着并不存在的胡须——这是常年当言官养成的毛病，总觉得自己该有副美髯。
王溥没接话。他等着两人看完所有材料，才缓缓开口：“二位，此案的关键，不在尸检。”
赵砺抬眼看他。
“在田。”王溥说，“孙铁柱为什么死？因为他家分了李员外被充公的五亩地。李员外为什么恨？因为八十七亩好地一朝没了。地为什么没了？因为朝廷清丈田亩，要收税。”
大堂里静了一瞬。
窗外有麻雀在叫，叽叽喳喳的，衬得屋里更静。
“王枢相的意思是，”赵砺缓缓道，“此案要往大了办？”
“不是我要往大了办，是案子本身就大。”王溥拿起那份卷宗，“一个佃农，因为分了几亩地就送了命。若这事不了了之，以后谁还敢接新政分的地？清丈田亩还怎么推？”
刘温叟皱眉：“可若真查出是李家杀人，牵涉的可就不止一个李员外了。李家在汴京……”
“在汴京有人，我知道。”王溥打断他，“户部侍郎李昉，是李员外的族兄。李昉的座师是前朝宰相李谷，李谷的门生故旧遍布朝野。这些，我都知道。”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今天的天气。
赵砺和刘温叟对视一眼。两人都听懂了这话里的分量——王溥这是要把案子办成铁案，哪怕牵出一串人。
“王枢相，”赵砺斟酌着词句，“办案讲证据。现在只有尸检和争执的口供，要定杀人罪，还缺直接证据。比如凶器，比如目击证人。”
“所以得查。”王溥说，“我已奏请官家，调河南府推官协查，刑部也会派人去巩县。李府上下，所有护院、仆役，挨个问。水渠周边，细细搜。一个月，我要看到结果。”
刘温叟吸了口气：“一个月？会不会太紧？”
“紧？”王溥看向他，“刘中丞，你知道现在地方上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个案子吗？清丈田亩的事，河南府、河北道、淮南、江南……到处都在观望。看朝廷是动真格，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拖得越久，观望的人越多，新政越难推。”
这话说得直白。刘温叟不说话了。
三人都沉默着。大堂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只有窗外麻雀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
最后还是赵砺开口：“那就查。刑部派谁去，王枢相定。”
“刑部员外郎张齐贤。”王溥说，“年轻，敢做事，也没那么多牵扯。”
赵砺点头：“可以。”
“御史台呢？”王溥看向刘温叟。
“御史台……”刘温叟犹豫了下，“派监察御史王佑吧。他也是河南人，熟悉地方情形。”
“好。”王溥站起身，“那就这么定了。张齐贤和王佑三日后出发，带我的亲笔信去见吴文靖。告诉他们，查案期间，河南府上下需全力配合，若有阻挠，按妨碍公务论处。”
他说完，拱手：“辛苦二位了。”
赵砺和刘温叟还礼，看着王溥走出大堂。紫袍的身影消失在门外阳光里，脚步声渐远。
“赵寺卿，”刘温叟低声说，“这事……您怎么看？”
赵砺没立刻回答。他拿起那份卷宗，又翻了一遍，最后叹了口气：“山雨欲来啊。”
登州的船厂里，第一艘船要下水了。
不是新船，是艘旧船翻修的“海鹘号”。原本的船板烂了三成，龙骨也有虫蛀，王二狗带着人换了新料，又按他的想法改了船型——船头削得更尖，两侧加了防浪板，桅杆比原来高了一尺。
试水这天，天气晴好。
赵匡胤站在码头上，看着那艘船被几十个工匠推下水。船身入水时激起大片浪花，晃了几晃，稳住了。刘大海带着十个水军士卒上船，扯帆，摇橹，船缓缓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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