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上海外滩的风里已带着暖意，可素婉却觉得时间慢得发慌。
她在父母身边这半年，每一日都像在数着刻度过——林铭交给她的任务既已完成，她的心便再留不住了，每一刻都想立刻奔去东北，奔到林铭的身边。
那天，她站在汇丰银行大楼的阴影下，目光掠过父母最后一次挥别的手，早已飘向了遥远的北方。
母亲用手帕掩着嘴，肩头轻轻颤动；父亲站得笔直，却掩不住风中凌乱的花白头发。
他们即将登上南去的邮轮，而素婉的脚尖，却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朝向相反的、有他的方向。
“到了就写信，每月一封，记住了？”母亲攥紧她的手，指甲微微陷进皮肤里，
“东北冷，多穿衣裳……要是过不下去，就回来，我们总在这里等你。”
素婉用力点头，说不出话。
她怕一开口，强装的镇定就会崩塌。
邮轮鸣笛，缓缓驶离码头。
素婉站在逐渐空荡的码头上，直到那艘船变成黄浦江上的一个小黑点。
她打开手提箱夹层，取出那张已经摩挲得有些起毛的电报纸——只有一行字：
“安抵奉天，一切尚好，勿念。铭”
她知道这“尚好”二字背后是何等的凶险。
九一八以来的报纸从未停止过对东北惨状的描述，而林铭偶尔通过地下渠道辗转寄来的信件，虽经刻意淡化，字里行间仍透着硝烟与鲜血的气息。
素婉里面穿了一件月白色旗袍，外面套了一件貂皮大——这是母亲坚持要她穿上的，说是东北天寒。
箱子里除了几件换洗衣裳，其余全是药品：
磺胺粉、奎宁、酒精棉，这些在上海尚且紧俏，在战火纷飞的东北，更是比黄金还珍贵。
她知道这一路不会容易。
从上海到北平的火车开了三天两夜。
素婉坐在二等车厢靠窗的位置，看着江南水乡逐渐变成北方的枯黄平原。
同车厢有日本商人高谈阔论，有避祸南下的东北乡绅唉声叹气，也有眼神警惕、很少开口的年轻人。
在徐州换车时，她第一次遇到盘查。
两名伪警察挨个检查行李，看到单身旅行的年轻女子时，眼神便多了几分不怀好意的探究。
“去哪？”
“北平，探亲。”素婉递过伪造的良民证，心跳如鼓。
“箱子里是什么？”
“一些衣物和给亲戚带的常用药。”
警察翻看着那些药品，又打量素婉身上的貂皮大衣：
“小姐家底不错啊，一个人走这么远？”
素婉垂下眼睫，从手袋里摸出几块银元，悄悄塞过去：
“家父在北平做生意，派人到车站接我，还请行个方便。”
银元消失在警察手中，她的箱子被粗鲁地合上：
“走吧走吧。”
直到火车再次开动，素婉才发觉后背已被冷汗浸透。
她想起林铭信中的一句话：“这世道，女子独行如赤足走刀锋。”
可她还是来了。
北平到山海关的路更加艰难。
因为战事，火车时开时停，有时候在不知名的小站一等就是半天。
车厢里挤满了逃难的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尿骚味和绝望的气息。
在山海关车站，素婉亲眼见到日本兵用枪托殴打一个不肯下跪的老人。
她死死咬住嘴唇，指甲掐进掌心，才忍住没有出声。
那一刻，她无比清晰地意识到：
这是另一个世界了，一个林铭每天都在面对的世界。
出关后，她按林铭信中隐约提示的路线，先到锦州，再辗转寻找抗日联军的秘密交通站。
那是一间不起眼的药铺，柜台后的老先生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了素婉递过来的半块银元——
与林铭给她的另一半正好能合上——这才点了点头。
“林司令的人明天进山，姑娘可以跟着。今晚就住在后院，别出来。”
后院小屋阴冷，土炕上只有一张薄褥。
素婉和衣躺下，听着远处隐约的枪声，一夜无眠。
她摸着贴身戴着的怀表——那是林铭离开上海前送她的，表盖内侧刻着一个小小的“铭”字——想象着明天可能见到他的情景，恐惧与期待交织成一张细密的网。
进山的路走了四天。
带路的是陈真派来的小战士——小石头，
不超过十五岁年纪，脸上有冻疮，但眼睛很亮。
“翻过前面那个山头就到了，”第三天傍晚，小石头指着远处，
“不过最近鬼子搜山紧，咱们得晚上走。”
于是他们在岩石缝隙里躲到天黑。
夜间的长白山麓气温骤降，呵气成冰。
素婉裹紧大衣，仍冻得牙齿打颤。
“给。”小石头递过一个粗陶水壶，里面是辛辣的烧酒，
“喝一口，能暖暖身子。”
素婉抿了一小口，火辣辣的感觉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身体果然暖和了些。
“你不怕吗？”她问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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