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到了六月，北平城在闷热中透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
林铭一行人扮作贩卖针头线脑和胭脂水粉的货郎，混在入城的人流里。
他头上扣着顶旧毡帽，脸上刻意抹了些灰，扁担两头挑着的竹筐里，除了货物，底下却藏着拆卸开的零件。
在什刹海旁一家临水的“听雨轩”茶馆二楼，林铭靠着窗，目光沉沉地望向不远处的长安街。茶汤早已凉透，他握着粗瓷茶碗的手背青筋微突。
街上，一辆涂着膏药旗的日军坦克正隆隆驶过，履带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刺耳的声响，行人纷纷惊恐避让。更让人心头刺痛的，是街角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国民政府警察，竟齐刷刷地转过身，面朝墙壁，对那耀武扬威的铁兽视而不见。
“看见了吗？林兄。”坐在对面的燕京大学学生蔡东，手指用力得几乎要捏碎茶碗，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炙热的愤恨，
“这就是《何梅协定》后的北平！华北，已经名存实亡了。我们这些学生，连在课堂上谈论东北，都要被训导处警告！”
林铭收回目光，低声道：“东子，小声些。”他眼神锐利地扫过茶馆内其他茶客。
蔡东是他三年前在哈尔滨撤离时，从日军巡逻队枪口下救出的流亡学生之一，如今已是北平学运的地下骨干。
当夜，万籁俱寂，林铭跟着蔡东，穿过清华园茂密的林木和曲折小径，来到一处偏僻的旧书库地下室。
推开门，一股油墨味扑鼻而来。昏黄的灯光下，几个年轻的面孔正围着一台简陋的油印机忙碌着，一张张墨迹未干的传单被迅速传递、整理。
林铭一眼认出，其中两个正是当年跟着他穿越封锁线的少年，如今脸上褪去了稚嫩，眼神里是同样灼人的火光。
“林将军！”一个学生抬头看到他，惊喜地低呼。蔡东连忙示意噤声，但眼底的兴奋难以抑制：“林将军，您看，这就是我们的‘兵器’！”他拿起一张传单，标题赫然是《告全国同胞书》。
“我们在准备干件大事，”蔡东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像炭火般烫人，“这个冬天，我们要让全中国，都听见北平的声音！”
腊月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古都的街巷。
1935年12月9日。
林铭带着他的特战小组，提前潜伏在西直门附近一座废弃的茶楼二层。这里视野开阔，能俯瞰一段长安街。他举着望远镜，手指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清晨，起初是零星的呐喊，随后汇成磅礴的声浪。望远镜的圆形视野里，出现了令他血液沸腾、永生难忘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学生，举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横幅，如同决堤的洪水，从各条街道涌出，勇敢地冲向军警设置的铁丝网和警戒线。
雪花般的传单从他们手中扬起，飘洒在灰蒙蒙的长安街上，像一颗颗不屈的种子。
军警如临大敌，高压水龙粗壮的水柱横扫过去，冰冷的水在寒冬里瞬间结冰，冲倒了一片学生。
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女学生被冲得翻滚在地，额头磕破了，鲜血混着泥水。
但她竟挣扎着爬起来，抹了把脸，用尽全身力气嘶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她的声音清亮而破碎，却像一把火，点燃了更汹涌的浪潮。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怒吼声震天动地。
“行动！掩护学生！”林铭放下望远镜，斩钉截铁地下令。他身边的特战队员，早已准备好。他们使用的并非枪械，而是特制的强力弹弓和包着钢珠的泥丸。
几声轻微的破空声，远处几条正在喷射的水龙带应声破裂，水花四溅，压力骤减。
当骑着高头大马的警察骑兵挥舞着马刀试图冲散学生队伍时，几名特战队员冒险从不同方向投掷出鸡蛋大小的烟幕弹。刺鼻的浓烟迅速弥漫开来，遮蔽了骑兵的视线，也为游行队伍打开了宝贵的逃生缺口。
混乱中，林铭如猎豹般窜出，一把拉起那个再次被挤倒的女学生，迅速退入旁边的小巷。“快走！”他将她推向接应的同学方向。那女学生回头，脸上血水模糊，眼睛却亮得惊人，她急促地问：
“谢谢！你们……你们是东北来的抗日义勇军对不对？我们老师在历史课上偷偷讲过你们的故事！”
林铭没有回答，只是用力点了下头，转身再次没入混乱的街角。
那一刻，时空仿佛重叠，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洪流中心，这团火，将从这里燃遍全国。
年底，大雪封住了太行山的崎岖小路。交通员冒死送来了一份卷成细筒、用蜡密封的重要情报。
在根据地指挥部昏暗的煤油灯下，林铭小心翼翼地展开，那是一份辗转传抄的文件。当他读到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看到“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那行字时，捏着纸张的手指微微颤抖，眼眶突然一热，视线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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