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言被拽得一个趔趄，他奋力挣扎，目光死死地盯着那辆校车。他看到叶栀夏在车门处似乎停顿了一下，茫然地回头望了一眼教学楼的方向，眼神里充满了无助和仓惶。随即，她被人流推挤着，消失在了狭窄的车门内。
“砰！”校车的门沉重地关上了。
引擎发出沉闷的轰鸣，缓缓启动，汇入了混乱离校的车流中。
那一刻，初春的风突然变得异常猛烈，带着料峭的寒意，呼啸着穿过空旷的操场，将校门口几棵杨树的枯枝吹得疯狂乱舞，发出呜呜的悲鸣。顾言僵立在原地，像一尊瞬间被抽空了灵魂的石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载着她的校车，在弥漫的消毒水雾气和飞扬的尘土中，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刺骨的寒风灌进他敞开的衣领，吹得他浑身冰冷。脑海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在反复冲撞，带着钝痛：
“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再见。”
疫情，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重塑了生活的模样。
短短数日，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又套上了一层厚厚的、令人窒息的隔离罩。
每户人家的大门上，都被社区或村委会钉上了醒目的红纸条，上面印着或写着冰冷的黑体字：“本户成员健康状况正常，谢绝一切探访！” 鲜艳的红色，此刻却成了隔绝与恐惧的象征。
出行成了需要层层审批的“特权”。出门必须登记姓名、事由、去向、预计返回时间，并在门口接受戴着红袖章工作人员的体温枪检测，超过37.3度便是警报。回家时，同样要重复这套流程，还要在门口用刺鼻的84消毒液喷洒鞋底和裤脚。
高音喇叭固定在村头巷尾、小区楼顶，每天早中晚定时响起，播放着千篇一律却又字字惊心的“非典防控通告”，刻板的女声反复强调着生存法则：
“饭前便后必须用流动水、肥皂洗手，时间不少于20秒！”
“所有外来物品，特别是邮件、包裹，进门必须喷洒84消毒液！”
“避免一切非必要面对面社交接触！保持一米以上安全距离！”
“严禁聚会、聚餐、走亲访友！红事缓办，白事简办！”
顾言的家，在镇子边缘一个被农田包围的小村庄里。此刻，通往外界唯一的村道入口，被粗大的铁丝网和木栅栏牢牢封锁。穿着军大衣、戴着红袖章的民兵24小时值守，进出全靠村支书开具的、盖着鲜红公章的“临时通行证”，且非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就医等紧急情况，一律不予放行。
家里的气氛也压抑到了极点。父亲把唯一的座机电话从卧室移到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并严厉告诫顾言：“不准随便接听电话！谁知道外面谁带着病毒！” 一日三餐前，母亲会烧开一大壶滚烫的水，将全家人的筷子仔细浸泡消毒，再小心翼翼地摊开晾干。楼道里贴满了“众志成城，抗击非典”、“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标语，红纸黑字，触目惊心。家里的收音机成了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每天固定时间播放着令人心惊肉跳的疫情更新：
“今日北京新增临床诊断病例83例，死亡X例；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已突破2000例！形势严峻，请广大市民务必提高警惕，配合防控……”
叶栀夏的世界同样被压缩到了方寸之间。
母亲出于对“空气流通”的极度执着，将她的书桌强行搬到了狭小的阳台上。尽管初春的风还带着寒意，尽管阳台的采光并不算好。每天早中晚三次，母亲会拿着体温计，神情严肃地要求她测量体温，并仔细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连她喝水的杯子，母亲都要用滚烫的开水反复浇烫三遍，才允许她接水。她家住在村尾，窗外是一片荒芜的田野和一条几乎无人行走的偏僻小路，连个可以远远望见的邻居都没有。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消毒水的气味、广播里冰冷的数字、和令人窒息的寂静。
而他们之间，那根本就因“低温生长”而小心翼翼维系着的、名为“联系”的细线，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被彻底地、无情地切断了。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村庄封锁，小区封闭。物理的距离，叠加着疫情的阻隔，将他们彻底隔绝在两个无法交汇的世界里。
思念与恐惧，在寂静中疯狂滋长，最终化作了纸上无声的倾诉。
叶栀夏的信 · 写于5月5日 夜
顾言：
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你还好吗？
今天又测了三次体温，都是36.5度，我妈才稍微松了口气。你有没有每天按时量体温？村口的广播还在放吗？你有没有听你妈讲那些新规定？“不要对着人咳嗽”、“打喷嚏要用手肘挡住”、“和别人说话要隔开一米”……这些，我每天都要听好多遍。
我原本以为，停课只是几天的事，就像以前放个小假。直到那天，一张盖着红章的、冷冰冰的“居家隔离告知书”塞进了我家门缝，上面写着：“一切恢复时间待定”。再后来，我们整个小区也被铁皮围了起来，门口贴上了“外来人员禁止入内”的大字，连邮递员和送菜的都进不来了。世界好像一下子被关进了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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