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常看到一种“学问”，其方法大抵是：若论人，便考据他某年某月吃甚么菜，住几进几出的院子，用甚么牌子的烟斗；若论文，便统计其中用了几个“的”字，引了几回“子曰”，仿佛这便是了不得的发现。至于那人的精神，那文的骨髓，是全然不顾的。这方法，如今竟成了风尚，被尊为“实证”，奉为“严谨”。我于是便想，这大约可称为“矮子文化”了——并非指身材，乃是指精神的侏儒，专在思想的巨人脚下，忙着数他鞋底的泥。
这“矮子文化”的学者，是很有几样本领的。其一，是“见皮不见骨”。譬如研究一位战士，他们绝不问这战士为何而战，其呐喊指向何方，却津津乐道于他战时吃的是窝头还是米饭，穿的草鞋是左先破还是右先破。考据得汗流浃背，文章写得密密麻麻，看起来是“学问”，实则是将活生生的人，抽干了血，做成了标本，钉在板上，供人观瞻那无关痛痒的毛发与指甲。这令我想起《理水》里文化山上的学者，洪水滔天，百姓成了鱼鳖，他们却还在争论“禹”是一条虫还是一条鱼，考证“汤汤洪水方割”的“割”字究竟该读第几声。此等学问，于现实何补？于人心何益？不过是将思想的疆域，缩成显微镜下的一粒微尘，自己看得津津有味，旁人却只觉得滑稽与悲哀。
其二，是“做空学问”。这词是从市侩的金融行当里借来的，用在这里却格外贴切。真正的学问，是种植，是耕耘，是得在精神的荒原上垦出一点绿意来，是苦的。而“做空”的学问家，却不事生产。他们专等别人种出稻子，便一拥而上，不是去品尝米的滋味，而是争相剥那谷壳，数那芒刺，比较谁剥得最细、数得最全，以此写成宏文，博取“专家”的名号与津贴。他们的学问，没有骨头，只有一堆华丽的、空洞的“数据”与“范式”。正如有人批评的，这是“得之具体，失之细碎，在经院化的套路里费尽心机辗转腾挪，收获的却是作为整体的……精神的消散”。他们将巨人的着作拆解成一地碎木，然后自豪地宣称：看，我了解了每一片木屑的纹理！至于这原本是擎天的梁柱，还是航海的桅杆，他们是管不着，也不愿管的。因为梁柱与桅杆，是“形而上”的，不如木屑实在，可以秤斤论两，换取名利。
这风气何以如此炽盛？根子大约还在一个“利”字。现在的“学术”，俨然成了一种产业，一种功名之路。文章的数量、项目的经费、头衔的等级，都是明码标价的东西。于是，“赶工期”、“造热点”便成了常态。深刻的思想，需要长久的沉潜与痛苦的挣扎，是“不合算”的。而考证名人抽甚么牌子的雪茄，统计小说里人物眨眼的次数，却是可以速成的、安全的、“创新”的。这正应了古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学问一旦与名利媾和，便必然生出这种畸形的“矮子”。他们并非天生矮小，而是主动蹲下了身子，因为站着看不见地上的铜板。
更可悲的是，这种“矮子文化”的泛滥，会生生阉割了人的批判精神。青年学子终日浸淫于此，所见皆是皮毛之学，所练皆是琐碎之技，久而久之，便以为学问止于此矣。他们学会了如何将文章做得花团锦簇、注释做得汗牛充栋，却独独忘记了如何提问，如何怀疑，如何站在巨人的肩上去眺望更远的地平线。他们的精神，便在这一次次的琐碎考据与数据堆砌中，慢慢萎缩，终于也成了“矮子”。于是，社会上便多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叫“有知识的愚人”。他们谈吐渊博，举止文雅，但内里却空空如也，没有半点属于自己的、坚硬的骨头。一旦风雨来袭，他们要么随风而倒，要么钻入更精致的故纸堆里，假装天下太平。这实在是教育的大悲哀，文化的大危机。
有人或许要辩护，说这是“术业有专攻”，是“学术细化”的必然。我绝不反对专攻与细化，但我所要问的是：这“专攻”的尽头，是通向思想的深渊，还是止步于事实的浅滩？这“细化”的结果，是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整体，还是让我们永久地迷失在碎片之中？鲁迅先生谈到杂文，说“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这“合起来”三字，最是关键。现在的许多“矮子”学问，写了一地的鼻、嘴、毛，却从未想过，也无力将其“合起来”。于是，我们只见器官，不见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所以，要对抗这“矮子文化”，首先须有一种“合起来”的自觉与勇气。研究一个人，不能满足于做他的起居注编纂者，更要敢于做他精神的对话者，甚至批判者。要透过他吃甚么、住甚么，去追问他在为何痛苦、为何抗争。研究一个时代，不能只罗列其物价指数与服饰款式，更要穿透这些浮华，去触摸其集体的焦虑、沉默的呐喊与精神的脉动。这需要的不只是眼力，更是心力；不只是知识，更是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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