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清华园，银杏叶金灿灿地铺了一地。肖向东刚结束又一场“思想动态分析会”，走出系办公楼时，秋风卷着落叶打在脸上，带着凉意。
过去一个月，他像走在钢丝上。郑卫国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每周出一期油印小报，连续三期都含沙射影地批判“唯生产力论”。系党总支虽然没再找他谈话，但那种沉默的注视更让人不安——就像等待另一只靴子落地。
方文敏打听到，学校有关部门正在整理一份“学生思想倾向典型案例”，肖向东的名字赫然在列。但奇怪的是，这份材料迟迟没有上报，似乎在等什么。
“他们在等风向。”周振华教授私下告诉他，“高层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没结束，有人坚持‘两个凡是’，有人要突破。你的问题，已经不只是你的问题了。”
这天是周六下午，肖向东照例去图书馆还书。走到二校门时，门房大爷探出头：“肖同学！有人找——等你好一会儿了！”
会是谁？系里老师不会在这里等，同学一般都直接去宿舍。肖向东快步走向门房，然后愣住了。
站在银杏树下的女子，短发齐耳，穿着藏青色列宁装，挎着一个半旧的牛皮公文包。她转过身来，笑容里有种熟悉的机敏——是孙晓芸。
“晓芸姐？”肖向东几乎不敢相信。
“向东。”孙晓芸伸出手，握手的力道很扎实，“三年没见。”
确实是三年。从1975年北大荒一别，再没见过。那时她是连队宣传干事，用纸条传递高考消息的“耳目”；现在，她站在清华园的金色秋阳里，气质完全不同了。
“你怎么……”
“我来北京培训，在新华社总社。”孙晓芸言简意赅，“今天休息，来看看你。有时间吗？”
他们去了颐和园。走在长廊里，孙晓芸才说真话：“不是培训，是调任。我去年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上个月突然接到调令，来总社国内部。”
“这是好事啊。”
“好事？”孙晓芸停下脚步，看着昆明湖的秋水，“向东，你还记得在北大荒时，我给你们递纸条吗？那时我就明白一个道理：信息就是力量。现在我在新华社，每天接触的都是最高级别的信息——但越是接触，越觉得害怕。”
她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薄薄的、装订简单的材料，封面印着“内部参考·机密”字样。
“这是下周一要送审的内参稿，关于广东特区筹备的争议。”她递过来，“你先看看。”
肖向东接过来，手有点抖。内参——这是直通中央领导的信息通道。他翻开第一页，标题就触目惊心：《关于在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的不同意见综述》。
文章分为三部分：支持方认为这是“引进外资、学习管理、赚取外汇的必要尝试”；反对方痛斥这是“变相租界”“资本主义复辟”；中间派则担忧“会不会失控？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纯洁性？”
每一条意见后面都标注了来源：某部委领导、某省委书记、某经济学者、某老干部……这是一份浓缩的战场地图，展示了1978年秋天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分歧。
“这份稿子是我整理的。”孙晓芸声音很低，“我采访了十二位相关人士，听到的话比这激烈十倍。有位老红军说：‘当年我们流血牺牲把帝国主义赶出去，现在你们又要请回来？’有位年轻的经济干部反驳：‘请回来的是技术、是管理、是外汇，不是特权！’”
她指着稿子最后一段：“这是我的分析——虽然内参一般不写记者观点，但我用了‘据了解’‘有观察认为’这样的措辞，表达了关键判断：特区的核心争议，本质是要‘政治正确’还是要‘经济发展’？是要‘纯正性’还是要‘实效性’？”
肖向东抬头：“这能发吗？”
“主编压了三天，昨天终于签字了。”孙晓芸收起稿子，“他说：‘小孙，这篇稿子可能改变历史，也可能毁了你。你想清楚。’我说我想清楚了。”
她看着肖向东：“我给你看这个，不是炫耀。是想告诉你：你之前在课堂说的‘生产力标准’，在北京的高层讨论里，已经是核心议题。而且——支持的一方，正在慢慢占据上风。”
肖向东感到心脏剧烈跳动。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
孙晓芸笑了：“我有我的渠道。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她从包里又取出一份剪报，是《人民日报》转载的那篇《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优越性》，“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初稿出自社科院李默研究员之手——而李默，最近常提起一个清华学生的系统论文章。”
原来如此。那些若隐若现的保护、那些恰到好处的支持，背后有这样一条线。
“晓芸姐，你这次来……”
“三件事。”孙晓芸恢复了她干脆的风格，“第一，给你送个定心丸：高层有人在关注你，也在保护你。你的思想有价值，但需要更策略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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