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锈的是表面。”赵师傅站起来，“芯子没锈。重新磨，还能用。”
肖向东看向陈思北——他昨天刚从美国赶回来，带着张博士等四人的“准信”：只要签证解决，立即回国。
“技术上，可行吗？”肖向东问。
陈思北已经围着机器看了三小时：“机械部分，老师傅们有经验，可以修复。控制系统要全部换掉，用我们自己的数控模块。光学部分……最难。”
他指着光刻机的镜头位置：“原设计用的是德国蔡司的二手镜头，早就找不到了。我们需要新的——要么进口，要么自己磨。”
“进口要多久？”
“审批，报关，至少两个月。而且这种精密光学器件，有禁运风险。”
车间里安静下来。窗外，上海的夏夜闷热，蝉鸣聒噪。
突然，一位一直没说话的老师傅开口了。他姓钱，是厂里原来的光学技师，退休后被返聘。
“蔡司的镜头参数，我有。”钱师傅声音沙哑，“当年调试的时候，我偷偷测了所有数据，记在一个本子上。后来机器封存，本子……我一直留着。”
所有人都看向他。
钱师傅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红色封面已经褪成粉色。他颤抖着手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手写数据：曲率半径、折射率、像差校正值……每一页都工整得像印刷体。
“我眼睛花了，手也抖。”钱师傅说，“但数据都在。如果现在有好的光学玻璃，有数控磨床……也许，我能试试。”
肖向东接过那个笔记本。纸张脆了，但字迹清晰。他翻到某一页，上面除了数据，还有一行小字：“1980年3月12日，第三次调试失败。冯工说，不怪我们，是基础不行。但我总觉得，能再好一点。”
“钱师傅，”肖向东合上本子，“您需要什么？”
“两件事。”老人伸出两根手指，“第一，日本产的B270光学玻璃，要这么大一块。”他比划了一个直径二十公分的圆，“第二，一台数控光学磨床，精度要到0.1微米。”
“玻璃我想办法。”肖向东立刻说，“磨床呢？”
陈思北接话：“上海光学仪器厂有一台进口的，去年刚进来，应该还没启用。”
“借得到吗？”
“我去谈。”陈思北顿了顿，“用我们的数控模块交换——他们需要那个。”
分工迅速明确：
钱师傅带队修复镜头（如果玻璃到位）
赵师傅带队重修导轨和机械结构
陈思北负责设计新的数控系统
肖向东负责协调资源和资金
周厂长负责后勤和老师傅们的身体——平均年龄六十二岁，不能累垮
离开车间时已经是凌晨三点。肖向东和陈思北走在厂区里，远处黄浦江上传来轮船汽笛声。
“三个月。”陈思北说，“要修复一台报废十四年的机器，还要达到‘能演示’的水平。肖总，我们是不是太疯狂了？”
肖向东点了支烟，火星在黑暗里明灭。
“1977年，在北大荒荒岛上，零下三十度，我们围着火堆背物理公式。”他吐出一口烟，“那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十六年后，我们会在上海，试图修复一台光刻机，去争取国家专项资格……我们会觉得那人疯了。”
他弹掉烟灰：“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陈思北笑了：“是啊，就在这里。”
两人抬头看天。上海的光污染严重，看不见几颗星星。但东方已经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三个月倒计时，第一天。
七月底，三条战线各自推进：
硅谷线：陈思北通过彼得·陈的渠道，将863计划专项的初步评审意见传给移民局。签证官的态度软化，但要求“最终资格确认”。张博士等四人已经辞职，在硅谷租了间公寓，远程参与上海的技术讨论——通过国际传真和偶尔昂贵的越洋电话。
北京线：李卫国拿到了程老亲笔签名的“临时参与资格”，开始跑部委盖章。他住在北京一家招待所，每天背着一包材料，在各大机关的走廊里等待。最长的记录是等了六个小时，见到了一位处长，谈了十分钟。
上海线：车间变成了战场。日本的光学玻璃通过香港分公司辗转进口，数控磨床借来了，钱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开始磨镜片。赵师傅的机械组已经拆洗了所有传动部件，生锈的螺丝一根根更换。陈思北的数控系统设计图，画到了第三版。
肖向东每天睡在厂里临时隔出的办公室，行军床，蚊香，一大搪瓷缸浓茶。他瘦了八斤，但眼睛亮得吓人。
8月5日，一个意外消息传来。
日本东芝那位曾在晚宴上说“站姿不重要”的高层，私下联系了向东集团香港分公司，提出一个合作建议：东芝提供二手0.8微米光刻机，向东集团提供中国市场渠道，合资建厂。
条件很优厚：技术转移、人员培训、甚至允许中方工程师到日本工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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