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国不知如何回答。
老人慢慢平静下来，眼神望向天花板，仿佛在看很远的地方。
“1979年，那台机器做出来的时候，我去上海看过。”他缓缓说，“冯总工——冯明德，是我大学室友。他带我进车间，指着那台机器说，‘老李，你看，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光刻机。’”
李卫国屏住呼吸。他从未听过这段往事。
“但调试失败了。不是设计问题，是加工精度不够。”李振华转过头，看着儿子，“你知道冯工最后说什么吗？他说，‘给我一台德国数控机床，我保证能做出来。’”
“后来呢？”
“没有后来。”老人眼神暗淡，“外汇紧张，机床没批下来。冯工郁郁而终，机器封存，团队解散。老周守着那些图纸，一守就是十四年。”
ICU的灯光惨白。仪器声滴滴答答。
“爸，您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
“说了有什么用？”李振华闭上眼睛，“你们这一代，眼里只有钱，只有上市，只有资本运作。技术？那是笨人才做的事。”
话很重。但李卫国听出了里面的痛——不是对他，是对那个逝去的时代，对那些未竟的理想。
“爸，”他握紧父亲的手，“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那台机器修好。用现在的数控技术，用进口的光学模块，用……”
“用钱？”李振华打断，“用钱能买来技术？”
“不能。”李卫国摇头，“但钱可以买时间，买设备，买人才。爸，时代不一样了。光靠情怀做不出芯片，但光靠钱也做不出。我们要的，是情怀加钱，再加一点……运气。”
很实在的回答。李振华睁开眼睛，盯着儿子看了很久。
“你们那个……香港公司，是干什么的？”他突然问。
“引进技术，吸引人才，对接资本。”李卫国如实说，“我们还接触了台湾工程师。”
“台湾？”老人眉头皱起。
“只谈技术，不谈政治。”李卫国赶紧解释，“他们经验比我们丰富，我们市场比他们大。合作，才能追上国际水平。”
李振华沉默了很久。心电图起伏，像在思考。
“我床头柜里，”他终于开口，“有个铁盒子。钥匙在我枕头下面。”
李卫国摸索着找到钥匙，打开床头柜。铁盒子很旧，印着“沈阳重型机械厂”的字样。打开，里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沓发黄的图纸，和几个亮晶晶的金属块。
“图纸是我1975年设计的液压伺服系统，当时给数控机床配套的，精度到0.01毫米。”李振华声音微弱，“那些金属块，是不同热处理工艺的试片，上面刻着参数。没什么用，过时了。但你要是觉得……还能参考，就拿去。”
李卫国拿起一块试片。不锈钢材质，边缘刻着小小的字：“1978.06，淬火+三次回火，HRC 58-60”。
“爸……”他声音哽咽。
“别哭。”李振华费力地抬手，抹掉儿子眼角的泪，“我骂你，是怕你忘了根本。但老周说，你们没忘。你们修那台机器，招那些老工人，买那些旧图纸……你们记得。”
他喘了口气：“记得就好。记得，技术就有根。有根，就能长。”
仪器突然发出警报。护士冲进来。李卫国被请出病房前，最后听到父亲的话，很轻，但清晰：
“告诉肖向东……做成了，给我烧张图纸。”
门关上。李卫国靠在走廊墙上，铁盒子抱在怀里，很沉。
窗外，北京五月的夜空没有星星。但父亲交出的那些试片，在他口袋里，冰凉，坚硬，像一粒粒被时间打磨过的星辰。
1994年8月，芝加哥。
摩托罗拉总部大楼的会议室里，空调冷得让人起鸡皮疙瘩。李卫国带着律师团，坐在长桌一侧。对面是摩托罗拉副总裁和六位律师，其中一位白发老者，是专打专利官司的顶级大状。
“这是最终和解方案。”摩托罗拉律师推过一份文件，“交叉许可协议：你们可以继续使用那三项专利，直到专利到期；我们获得你们汉字传呼机相关专利的免费使用权。分期支付方案：你们在五年内支付八百万美元，第一年一百万，之后逐年递增。”
李卫国没看文件，而是打开笔记本电脑——这是向东集团第一批采购的IBM ThinkPad，黑色，厚重。
“我们计算过。”他调出一份表格，“如果按这个方案，五年实际支付总额折现后是七百二十万美元。而如果我们继续诉讼，即使败诉，赔偿金最多一千两百万，但诉讼周期至少两年，这两年里我们可以继续销售——这部分利润，大约四百万美元。”
他抬头：“所以实际上，和解只为我们节省了八十万美元，却要交出我们的专利。这不合算。”
摩托罗拉副总裁挑眉：“但诉讼有风险。如果败诉，你们不仅赔钱，还可能被禁止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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