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常说，九十年代的东北深山里，藏着比老林子雾气还邪乎的东西。这话我打小听到大，直到一九九四年那个飘着雪沫子的冬天，才真正懂了其中的分量。那年我十七，刚辍学跟着我叔在长白山脚下的林场做临时工，住的是场部废弃的红砖房，一排五间，我们占了最东头两间，中间三间空着，最西头住了个看林的老头，姓王，大伙儿都叫他王把头。
林场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就飘起了鹅毛大雪，山风跟狼嚎似的，整夜在窗棂上刮得呜呜响。红砖房的墙薄，夜里得裹着两层棉被，即便这样，后半夜还是能冻得缩脖子。我叔是个糙汉子，白天带着我去山上扛木头，晚上回来就着咸菜喝二锅头，喝完倒头就睡，打雷都吵不醒。我年纪小，觉轻，总在半夜被奇怪的声音吵醒——像是有人用指甲刮墙，又像是女人的低低啜泣，断断续续的，从中间那三间空房飘过来。
我跟我叔说过这事，他嚼着花生米瞥我一眼：“山里风大，吹得窗框响，小孩子家家别瞎想。”可我明明听得真切，那声音不是风声，更像是从空房的炕洞里钻出来的，黏糊糊的，缠在耳朵边上甩不掉。
王把头是个怪人，六十来岁，背有点驼，脸上刻满了皱纹，眼神却亮得吓人。他很少跟人说话，每天天不亮就背着猎枪上山，傍晚才回来，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腥气。有一次我在井边打水，撞见他在烧什么东西，火光映着他的脸，显得阴森森的。我凑过去看，他猛地把火踩灭，冷冷地说：“少打听不该知道的。”从那以后，我见了他就绕道走。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们在山上伐木，我叔不小心崴了脚，肿得跟馒头似的，没法上山干活。场部的医务室没人，王把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递给我叔一瓶黑乎乎的药膏：“抹上，三天就好。”我叔将信将疑地抹了，没想到第二天肿胀就消了大半，三天后真的能下地走路了。我叔挺感激，拎着两瓶二锅头去谢他，回来后脸色却不太好，对我说：“那老王头邪门得很，屋里摆着个木头牌位，上面没写字，就画着一只狐狸。”
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东北的老人都知道，狐狸是仙家，山里的人家大多敬着，可把狐狸牌位摆在家里的，要么是“出马”的，要么是跟仙家有渊源的，都不是普通人。我想起那些半夜的怪声，心里越发发毛。
没过几天，我叔又去山上干活，让我留在家里劈柴。天快黑的时候，雪下得越来越大，我劈完柴准备进屋，却看见中间那间空房的门开了一条缝，里面透出微弱的光。我明明记得早上出门时，所有空房的门都是锁着的，场部的钥匙只有我叔和场长有。好奇心压过了恐惧，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顺着门缝往里看。
屋里没点灯，那点光是从炕洞那边透出来的，昏昏暗暗的。炕上坐着一个女人，穿着一身红棉袄，头发乌黑，垂到肩膀上。她背对着门，身形纤细，手里好像在摆弄着什么。我屏住呼吸，想看清她的样子，突然她猛地转过头来——那张脸白得像纸，眼睛却又大又亮，瞳孔是浅浅的琥珀色，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说不出的诡异。
我吓得魂都飞了，转身就往自己屋里跑，心脏砰砰直跳，后背全是冷汗。进屋后我赶紧插上门，靠在门后大口喘气。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敢从窗户缝往外看，那间空房的门已经关上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天晚上，我叔回来后，我把这事跟他说了，他脸色铁青，骂道：“你小子是不是看错了？空房里怎么会有人？”我说看得清清楚楚，那女人的眼睛特别吓人。我叔沉默了半天，从床底下翻出一把砍柴刀，放在枕头边：“以后晚上别出去，不管听见什么动静都别开门。”
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从那天起，半夜的怪声越来越频繁，有时还会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敲三下，停一下，再敲三下，听得人头皮发麻。我叔也听到了，他不再说我瞎想，只是每晚都握着砍柴刀睡觉。有一次，敲门声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我叔忍无可忍，猛地拉开门，外面却空无一人，只有漫天飞雪和呼啸的山风。
更诡异的是，我们屋里的东西开始莫名其妙地失踪。先是我的一双棉鞋，明明放在炕边，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接着是我叔的酒壶，前一晚还放在桌子上，醒来后就没了踪影。我们在屋里翻遍了，都没找到。王把头得知后，只说了一句：“别惹它，它想要的东西，给它就是了。”
我叔脾气倔，不服气地说：“什么东西这么猖狂，我倒要看看。”当天晚上，他把一把镰刀放在桌子上，故意不关灯，坐在炕上盯着门口。我吓得缩在被子里，不敢出声。后半夜，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冷风灌了进来，吹得油灯忽明忽暗。我看见一个红影从门口飘进来，正是那天在空房里见到的女人。她走到桌子前，拿起镰刀，转身就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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