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州的清晨是从河面的雾气开始的。
天还没亮透，我就被窗外老街的动静吵醒了。不是汽车喇叭，不是施工噪音，是那种细碎的、生活本身的声音——扁担划过青石板的摩擦声，早点摊蒸笼开盖的噗噗声，还有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吠。
我披上外套，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窗。乳白色的江雾正从河面漫上来，像一层薄纱，把整条老街都罩在里面。街对面的杂货铺还没开门，但楼下的早餐摊已经亮起了昏黄的灯，蒸笼冒出的白气和晨雾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雾哪是烟。
大刘起得比我还早，已经在楼下支好了三脚架。他的相机镜头对着雾中的老街，时不时按一下快门。
“这么早？”我走下楼，晨风带着凉意，让人精神一振。
“这光线难得。”大刘头也不回，眼睛还盯着取景器，“再过半小时，雾散了就没这个味道了。”
小悠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客栈门口的长凳上，一边打哈欠一边敲键盘。看见我下来，她把屏幕转给我看：“小白哥，工作室那边催了，说有个合同急等着我们确认。”
我扫了一眼，是之前一个合作方发来的修改意见，满屏的红色批注，要求三天内回复。那些条条框框在平州的晨雾里显得特别不真实。
“先放着吧。”我把电脑还给她，“吃完饭再说。”
这时赵科长准时出现在街口，还是那件半旧的外套，袖口有些磨损。他笑呵呵地走过来，露出发黄的牙齿：“都起了？走，带你们去吃最地道的豆花饭。”
他领着我们穿过渐渐热闹起来的老街，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两边的墙长着青苔，墙根处堆着些竹篾。巷子尽头有家连招牌都没有的小店，门口摆着四张矮方桌，已经坐满了人。
“老板，五碗豆花饭，辣子多放点！”赵科长熟门熟路地招呼着，自己从消毒柜里拿出碗筷分给我们。
店里只有老板夫妻俩在忙活。老板娘在灶台前点豆花，老板负责调味。热腾腾的豆花端上来，嫩得晃悠悠的，冒着热气。
赵科长教我们把豆花舀进米饭里，加上特制的辣椒酱、榨菜末和葱花，最后淋上一勺滚烫的菜油。“刺啦”一声，香味立刻就窜上来了。
“拌匀了吃，”赵科长示范着，“在我们平州，这就叫一个舒坦。”
我学着他的样子拌了拌，挖了一勺送进嘴里。豆花的嫩滑、辣椒的香、榨菜的脆在嘴里炸开，简单，却扎实。和城里那些精致的早茶完全不同。
“这才是过日子。”赵科长满足地扒了一大口，米粒粘在嘴角，“不像你们城里人，吃个饭还要看环境、讲情调。累不累？”
我笑了笑，没接话。想起在成都，确实经常为了谈事情去那些装修得漂漂亮亮的餐厅。有时候一顿饭吃完，都不记得吃了什么，只记得谈了什么。
正吃着，手机响了。我看了眼来电显示，是顾一帆。犹豫了一下，还是起身走到巷子口。
“顾总。”
“林组长，在平州怎么样？”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还在拍摄，收集素材。”
“赵科长给我发了几段你们拍的东西，”他顿了顿，“那个编草编的老人，还有侗族大歌，很有意思。”
我等着他的“但是”。
“但是，”果然来了，“这些内容太原始了。我们的用户是都市年轻人，他们可能欣赏不了这种质朴。你们要考虑怎么把这些内容转译成他们能理解的语言。”
我看着巷子里飘荡的晨雾，组织着语言：“我们想呈现的正是这种差异性。都市生活太同质化了，也许大家需要看看不一样的东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差异性很好，但要控制在用户能接受的范围内。记住，我们是做商业项目，不是搞艺术创作。”
挂了电话，我在巷子口站了一会儿。雾正在慢慢散开，老街的轮廓渐渐清晰。顾一帆的话像一根刺，扎在刚才那碗豆花饭带来的满足感上。
回到小店里，赵科长关切地问：“有事？”
“工作上的事。”我重新拿起勺子，豆花饭已经有些凉了。
“你们这些城里人啊，”赵科长摇摇头，“走到哪儿都放不下工作。在平州，就该好好享受平州的慢。”
我苦笑着点点头。道理都懂，可现实不允许。
饭后，我们跟着赵科长去参观当地的竹编合作社。合作社在镇子边上，是个不大的院子，十几个手艺人正在忙碌。空气中弥漫着竹子的清香，地上堆着削好的竹篾。
一位老师傅正在编一个巨大的簸箕，手指在竹篾间灵活地穿梭。他的手指粗糙，指节粗大，但动作异常精准。
“这个要编多久？”小悠好奇地问。
“看天。”老师傅头也不抬，“竹篾太干了容易断，太湿了要变形。顺手的时候三天，不顺手得五六天。”
大刘的镜头对准了老师傅的手。那些粗糙、布满老茧的手指，在青色的竹篾间移动，像在弹奏某种无声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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