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海中只有三种想法。
‘真是可恶！好端端的路上怎么会突然冲出三条狗？’——地板瓷砖上的灯光反光刺得眼睛酸痛，眼前一阵发黑——‘头好疼，这冰冷的触感……我是到黄泉了吗？’——以及，终于适应光线后，‘这是哪？’
强烈的生理需求打断了回忆——暂停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有个人像变态一样发出哀嚎，蹲下身凑近马桶盯着里面的东西，一动不动，那表情就像走投无路的旅行者。
这个人正是“我”，马桶里通红的液体散发着浓烈的化学药剂味，没有血腥味，这意味着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是老天或许嫌我死得太窝囊，又给了我一次机会；一个坏消息是我好像被人盯上了。
站起身按下冲水键，红色液体随着水流卷进下水道，大脑里的理性仿佛也一并被冲走了。
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我摸着额头的鼓包上下打量自己，发现除了身高和以前一致，全身上下竟没有一处相同。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空荡的房间，最终落在角落的实木办公桌上——桌上放着一个白色咖啡杯，里面的咖啡已经喝完，只剩下杯底一圈咖啡色的污渍。‘好可疑！’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社长，您还好吗？刚才叫您，没回应。”
一个身高只到我肩膀、四十岁上下的小个子女人推门进来，看到我的惨状也吓了一跳，慌忙跑去拿冰袋。
我勉强抓住这个寻找身份线索的机会，脚上的高跟鞋简直是刑具，不得不压低身子靠在桌腿边，调整着脚部的受力重心，正苦恼着能找什么线索，支撑在桌面的手掌却压到了什么东西。
右手刚拾起桌上散落的卡片，还没来得及细看，女人就回来了。
她握着小型手持化妆镜和黑色发卡走近：“社长，我已经让人去药妆店买冰袋了，很快就送来。要不先整理下头发？”
我不愿让别人瞧见自己狼狈的模样，只好抬眼望向她，示意她离开——许是额头上的鼓包压得眼皮发沉，她竟会错了意，非但没走，反而上前一步，径直撩开我的刘海，拿起发卡夹在了一侧。
幸好，敲门声打破了这尴尬的氛围。
一个年轻女性提着塑料袋走进来，先喊了声“社长”，才转向那位女士汇报：“早川秘书，冰袋和药买来了。”女士接过袋子，便示意她出去了。
我猛地起身，一把抢过她手里的药膏：“我自己涂就好。”好在她并未生气，或许我从前就是这般与她相处的。
临走前，她瞥见桌旁没喝完的咖啡，问道：“咖啡凉了，我再给您倒一杯吧？”我不好拒绝，侧身捏住杯柄想递给她，可杯子经过鼻尖时，一股似有若无的化学药剂味钻进鼻腔——这味道和我刚才上厕所时闻到的一模一样！难道是她下的药？
我立刻放下手臂：“不用了，够了。”
“那，我帮您把杯子洗干净。”女人拿过杯子转身走了。
药膏涂在伤口上，清凉感直冲脑门，混着冰袋的效果，整个人都像被冻住了。恢复思考的第一件事，便是继续刚才的侦查——我翻开散落的卡片，上面赫然印着“阳花日化有限公司社长清水葵”——看来，这就是我现在的名字了。
办公桌下方最上层抽屉的锁孔里插着一把钥匙。我试着拉开最末端的抽屉——隐秘物品通常藏在不方便开启的地方。果然，拉动第三个抽屉时，能明显感觉到它的重量与另外两个不同，甚至能听到里面物品晃动的声响。将里面的东西悉数取出，只有三样：社长印章、一张去年的报纸，以及两个带相框的照片。
相框是最常见的原木款，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背后的支撑架收着，看来以前是摆放在桌面上的，后来因某些原因不愿再常看到。里面是两张合照，一张三人的，一张四人的。三人合照里，被围在中间的人虽然脸庞稚嫩、眉眼未完全长开，却一眼能认出是小时候的“我”；身旁站着的一男一女和“我”面容有几分相似，想必是“我”的父母吧。
四人合照里，除了一家三口还多了一位女性，仔细辨认才看出是秘书小姐。
照片里的秘书小姐紧紧挨着妈妈，两人年龄相仿，一头黑发，目光温柔又坚定；看场景，像是某次家庭聚餐的留影。
放下相框摊开报纸，里面夹着个信封。
拿开遮住报道的信封，上面登的是一场飞机坠毁事件：2021年5月4日下午6时56分，日本航空公司123号波音747型客机在与羽田机场失去联系2分钟后，从机场控制室的雷达屏幕上消失。7时19分，各方确认该机坠毁于群马县上野村附近的高山地带。遇难者共524人，除两名空乘幸存外，其余全部身亡。
单看报纸有些一头雾水。
把报纸推到一边，暂时放下冰袋，拽过信封抽出信纸，却愈发困惑。
纸张上布满不规则的折痕和褶皱，显然曾被人揉成一团；这些痕迹在纸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即便我努力捋平，也恢复不了原来的平整，甚至部分字迹被水滴晕开、扩散，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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