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恪的答复在第三天上午到达，不是一个电话，是一条简短的消息，发给文鸳，说：“基金名称我想好了，沈不言，三个字，不做任何修改。”
文鸳把这条消息看了两遍，转给曾砚辞，没有多说。
曾砚辞把消息看完，放下手机，让周助理通知法务，开始准备基金架构的正式文件，同时抄送给沈恪指定的联系人。周助理出去之后，曾砚辞对文鸳说了一句话：“沈家激进派那边，他压得住多久，我们不知道，但这个窗口期，够用了。”
文鸳说：“那就在窗口期内，把发布会的节奏锁死。”
接下来三天，文鸳把“不语”品牌发布会的筹备重新捋了一遍。她和设计院那边确认了最终的展陈方案，把沈不言的名字和他留下的那几份技术手稿，以原件扫描的形式纳入展览序列，放在整个发布会的开场位置，不做任何修饰，只加了一行说明文字，是沈不言信里那句话的原文。
这件事落定的那个下午，林持来了一趟，带来了邱鸣托她转交的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邱鸣没有亲自露面，但袋子里有一封手写信，写了三页，字迹细密，说的是她父亲生命最后几年的事：那批被归档的技术文件，有一部分在移交之前被人动过，改了日期，她父亲当时发现了，想要追查，但追到一半，人就被边缘化了。她把这些年自己整理的一份附录塞进了档案袋，说：“这份东西不是证据，是我父亲的证词，他活着的时候没来得及说完的话。”
文鸳把那封信和附录看完，把档案袋交给林持，让她放回安全的地方，说：“发布会之后，我们再谈这份东西的去向，在那之前，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它在哪里。”
林持点头，把档案袋重新放进随身的手提包，走的时候，在门口顿了一下，说：“邱鸣还有一句话，她说，那个问过丁研究员的人，上周又去找过她，她没有开门，但对方在楼道里留了一张名片，没有任何信息，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文鸳说：“名片呢？”
林持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一个小信封，递给文鸳，说：“邱鸣让我转给你。”
文鸳把信封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张普通的白色名片，纸质偏厚，没有印刷，只有一串手写的数字，字迹工整，墨色均匀，像是用同一支笔写过很多次的字。
她把这张名片压在桌上，送走林持，站在书房里想了一会儿，没有立刻去找曾砚辞。
她先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没有接通，是空号。
文鸳把手机放下，把那串数字重新看了一遍，号码的前几位是境外段，不是国内的格式，她把这个细节记下来，去找曾砚辞。
曾砚辞把那张名片拿到手里，看了很长时间，把它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但在光线下，纸面有轻微的压痕，像是上面那张纸写字时留下的印记。他把纸放平，换了一个角度，把那几条压痕辨认了一遍，没有说话，直接让周助理拍照，送去安防团队做分析。
这一天之后，发布会的倒计时压缩到四十八小时。
文鸳在最后的准备阶段，发现了一件小事。
发布会的展陈方案里，沈不言的技术手稿扫描件有六份，但她从林持那里取来的原件核对之后，发现展陈方案里有一份编号，在原件目录里找不到对应的东西。她把这个差异标出来，去问负责对接的展览方，对方说那一份是从主办方的数字档案库里调取的，来源是一个早期的捐赠记录。
文鸳把“捐赠记录”这个词停了一下，让对方提供那份档案的来源机构名称。
对方发来的邮件附件里，机构名称的缩写，是她之前见过的那一串字母。
她把邮件截图，存进一个单独的文件夹，没有声张，把这个细节压在心里，继续往下推。
发布会前一晚，曾砚辞和文鸳在书房把第二天的流程最后确认了一遍，周助理汇报了安防团队对那张名片压痕的分析结果：那几条痕迹能辨认的是两个字，一个是“局”，另一个模糊，可能是“残”或者“戈”。曾砚辞把这个结果听完，让周助理出去，对文鸳说：“明天发布会，人员构成比我们能管控的要复杂，你在现场，注意那个机构的人。”
文鸳说：“我知道。”
曾砚辞把那份流程表合上，说：“沈恪明天会到，他会带一个人来，说是沈家这边的代表，但不是激进派，是一个旁支的老人，年纪比较大，我让周助理提前查了背景，没有查到明显的问题，但有一条，这个老人和那个机构的创始人，在二十年前有过一次公开的合作记录。”
文鸳把这两件事并在一起，说：“所以发布会上，沈家带来的人，和场内那份来源存疑的手稿，背后可能接的是同一条线。”
曾砚辞没有否认，说：“可能，也可能是巧合，我们明天才能看清楚。”
文鸳把“明天才能看清楚”这几个字压了一下，起身出去，经过餐厅，怀瑾已经睡了，张阿姨在收拾桌上剩下的东西，怀瑜的房间里透出那点暖黄色的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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