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铺第三天，杏娘没有出门。再这么耗下去，月底的房租就没有着落了。
杏娘坐在住处唯一一张桌子前面，面前摊着一个小布包。
布包里是她全部的家当——三串铜钱，两块碎银子，还有几张零散的票据，加起来不到五贯钱。
她把这些钱数了三遍，不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希望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数错了。
没有数错。五贯钱不到，在长安撑不起半个月的生活，更不用说铺子的房租和下个月的食材定金。
房东前天来了一趟，站在门口没有进来，隔着门槛问她“铺子什么时候能开“。
杏娘说不知道，房东没有追问，但那道目光说得很清楚了——你不开铺子，房租也得交。
杏娘把铜钱重新串好，把碎银子用手帕包起来，放回枕头底下。动作很慢，像是在料理一件已经死了的东西。
做完这些，她伸手碰了一下胸口的玉佩——温温的，什么表示也没有。
杏娘压下情绪，把玉佩塞回衣襟里，站了起来。
窗外的巷子里传来小孩子追逐打闹的声音，还有妇人晾衣裳时跟隔壁搭话的笑声。
长安的日常在窗外流动，她的日常停在了三天前那张封条贴上铺门的那一刻。
杏娘坐在床边想了一会儿，不是在想怎么办，是在想要不要去找人帮忙。
脑子里过了几个人——李磬，他已经在帮忙查了，不能让他分心。
秦娘子，已经帮了她很多了。
赵三娘，昨天给了她一张纸条，不能再欠更多。
孟叔——她前天晚上在他门槛上坐了一晚，他已经替她挡了很多不必要的目光了。
杏娘发现在长安待了大半年，认识了不少人，但真正到了要开口借钱的这一步，一个都开不了口。
不是面子问题。是她知道——在长安，借钱给一个铺子被封的女人，跟把钱扔进水里没有区别。她不能让别人替自己担这个风险。
杏娘把枕头底下的碎银子又摸出来看了一次，放回去，站起来，洗了一把脸，换了件干净衣裳，出了门。
杏娘去了坊署——不是去闹事的，是去问一句：案子什么时候能查清楚？郑掌固不在，另一个不认识的书吏坐在案前，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等着。”
杏娘站在坊署的院子里，午后的太阳照在青砖地上，白得晃眼。大概站了十个呼吸的时间，然后转身走了。
她走出坊署大门的时候，迎面碰上了陈差人——那个高的差人，前天替她递过话的那一个。
陈差人看到杏娘，脚步慢了半拍，左右目光掠过，走过来压低声音说了两个字：“明天。”
杏娘抬眼看他。
“明天坊署会开堂问这个案子，“陈差人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郑掌固已经收了吴账房的好处，明天会有三个证人出来指证你的食材有问题。你如果明天拿不出证据，这个案子就定了。”
他说完没有等她回答，擦着她的肩膀走进去了，像是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杏娘站在坊署门口，手指攥紧了袖口。
三个证人。不是一个人，是三个。
杏娘张开握紧的手指，低头瞥了一眼——指甲在掌心里掐出了四道白印子，正慢慢地变红。
掌心贴在衣裳上蹭了一下，然后抬起头，往西扫了一眼。
明天。
她没有回住处，直接往西市的方向走去。
走在路上，她把袖子里的纸条又摸出来看了一次——赵三娘给的那张，上面记着那个姓侯的地址。
这条路能不能走通不好说，但明天就要开堂了，今晚是最后的机会。
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再想办法，那个时候什么都来不及了。
她加快脚步，在暮色中穿过一条又一条巷子，往仁安坊的方向走去。
杏娘不认识那个姓侯的，也不知道他愿意见不见人，但必须试一试。
在长安，有时候一句话比一纸状书更有用——她得赶在吴账房之前，先跟那个姓侯的说上话。
走到仁安坊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巷子第三家，门口有一棵槐树——赵三娘的纸条没错。
她站在那扇门前，吐出一口气，抬手敲了三下。
里面没有人应。
又敲了三下，才听到一阵拖沓的脚步声从里面传来，门被拉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下巴上有一颗痣，眼神精明又警惕。
“找谁？”
“侯先生？我是常乐坊杏娘食肆的掌柜，姓沈。想跟您说几句话。”
侯三的目光在她身上上下打量了一遍，然后拉开门缝，没有让她进来，自己走了出来，反手带上了门。他站在门槛外面，两只手抄在袖子里，看着她。
“我不认识你。”
“您不认识我，但您认识吴账房。他今天下午在茶馆跟您见过面。”
侯三的目光微微变了一下，但那点变化很快就消失了。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只是站在夜色里等着她往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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