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抓起桌上的车钥匙，转身朝门口走去，拉开门时，扔下最后一句话：“隆复生，您这辈子谁都不信，连您自己都不信。所以您觉得全世界都是陷阱。可我——我想试试，活得像个人，不是像您的一只提线木偶！”
门“砰”地关上，震得墙上一幅齐白石的《虾趣图》微微倾斜。隆复生站在原地，听着电梯下行提示音“叮”地响起，像一柄钝刀，割断了他和儿子之间最后一根可见的纽带。他走到茶案前，把那两杯凉透的茶倒进紫砂壶里，重新注水。热气腾起来，模糊了他的眼镜片。他摘下眼镜擦拭，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片刻后，他拨通了一个号码。接电话的是个女声，沉静如深潭：“隆总，这么早。”是林砚秋，华南师大心理系教授，也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专门研究青少年社会性发展。
“砚秋，”他的声音干涩，“我想请你帮个忙。帮我‘盯’一个人——周衍之。我要他最近三个月的所有公开行踪，尤其是跟哪些‘资源方’有资金往来。还有……”他顿了顿，“给我找几个年轻人，干净的，有理想的，真正在做实事的。我要让念祖看看，这世上除了灯红酒绿，还有别的活法。”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复生，你终于想通了一件事——除草之前，得先种好苗。”
三 净种初播
隆复生用了三天时间，调阅了念祖近半年的消费记录、社交软件定位和公司门禁日志。数据不会说谎，他的独子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一个由周衍之编织的、名为“高端人脉”实则“共谋堕落”的泥淖。那些深夜的会所消费、毫无盈利前景的“项目跟投”、以及被拉进的各种名为“私董会”实为赌局和酒局的微信群，都在昭示一个事实：念祖的心田里，已经被撒下了一把秕子。
而他选的“净种”，是三个迥异的年轻人。第一个叫沈青梧，二十六岁，粤北山区出来的女孩，名校生物学硕士，毕业后拒绝了跨国药企的高薪，一头扎进珠江口一个濒临消失的古渔村，用三年时间带着村民搞生态养殖和红树林修复，把一个污水横流的穷村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示范点。第二个叫陆川，三十岁，退伍军人，在白云区城中村创办了一家“深夜食堂”，专门收留夜班的环卫工、外卖骑手和失意的年轻人，一碗热汤面分文不取，靠自己在网上写代码接外包维持运营。第三个叫楚怀冰，二十九岁，法学博士，放弃了红圈所的邀请，成立了一家公益法律援助机构，专替被欠薪的农民工和被家暴的女性打官司，五年间打赢了三百多起案件，没收过一分钱代理费。
隆复生把这三人的资料放在案头，对着那盏绿罩铜灯看了整整一夜。窗外又是天光破晓时，他拨通了秘书的电话：“安排一下，明天下午，让念祖跟我去一趟‘疍家湾’——就是沈青梧那个村。不要告诉他目的，就说是我要考察一个新的农业投资项目。”
次日下午，隆复生的黑色迈巴赫驶出市区，沿南沙港快速一路向南。念祖坐在后座另一端，戴着降噪耳机，全程闭目假寐，手指却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边缘——周衍之刚给他发了条语音，说今晚在“澜庭”组了个局，有个“重磅人物”从北京过来。他犹豫着没回，心里却像有只蚁在爬。
车窗外的高楼逐渐矮下去，变成连片的芭蕉林和甘蔗田，空气里开始弥漫咸腥的海风。又开了四十分钟，路窄得只能单向通行，两侧是密密匝匝的红树林，白鹭从树顶惊起，掠过铅灰色的天空。迈巴赫最终停在一棵巨大的老榕树下，前方再无车道。
念祖不情愿地摘下耳机，推开车门，一股混合着海泥、草木和某种清新花香的空气扑面而来。他皱了皱鼻子——习惯了城市里尾气和香氛的鼻腔，对这种“原始的”气味竟有些过敏。隆复生已经走在前面，沿着一条由蚝壳铺成的小径，向村中走去。
疍家湾比想象中更破旧，但也更生机勃勃。老屋的墙壁上爬满了炮仗花，橙红色的花瀑垂到路边；屋前的空地上，渔娘们正在修补渔网，旁边是成排的生态养殖水箱，清澈的水流循环不息，箱底是肥美的青蟹和石斑鱼；再远处，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志愿者正带着村里的小孩在滩涂上种红树苗，笑声顺着海风飘过来。
沈青梧从一间挂着“疍家湾生态振兴工作站”牌子的小平房里迎出来。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衬衫和雨靴，头发随意挽在脑后，脸颊被海风吹得有些皲红，但一双眼睛亮得惊人，像雨后洗净的星星。
“隆总，您来了！”她伸出手，指缝里还有泥垢，却握得有力，“我带您看看我们的‘潮汐湿地净化系统’——用红树林根系和贝类生物滤池串联，养殖尾水处理率能达到92%，比城里的污水处理厂还高效。”
念祖站在几步之外，双手插兜，眼角带着一点慵懒的审视。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来这种鬼地方看什么“红树林”。直到沈青梧讲解到一半，蹲下身捞起一把底泥，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弹涂鱼和招潮蟹：“看，生物多样性恢复了。三年前这里全是黑臭底泥，现在EPA（美国环保署）的标准我们都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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