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加密消息发来之后的第三天，陆沉渊在办公室接到了贺衍之的电话。
电话是从西城区那个单位座机打来的，号码显示是标准的政务号段。贺衍之的声音在电话里跟那天办公室见面时一样清朗平稳，但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陆沉渊放下了手里的文件。
陈渡给你发消息了？
陆沉渊靠在椅背上：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发消息的号码，当年是我帮他申请保留的。三十一年了，那个号码只给两个人发过信息——我是第一个，你是第二个。贺衍之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他让你下次来深圳的时候带上我，对吧？
我下周二可以走。你把行程安排好之后告诉我具体时间。贺衍之的语气没有任何犹豫，平静得像在说一件他已经等了很多年的事。
陆沉渊沉默了两秒。你从那个单位出来一趟，不需要程序上的审批吗？
不需要。贺衍之说，我三十年没有休过年假了。没人会拦。
电话挂断之后陆沉渊在桌前坐了一会儿。贺衍之在那栋小楼的三楼办公室里坐了三十一年，那张不对外办公的桌子和那把从不打开的锁构成了他全部的生活半径。现在他主动说我下周二可以走，像一扇锈了三十一年的门被从里面推开了。
陆沉渊给陈渡发了一条消息，内容是三个字：下周二。陈渡的回复在当晚十一点到达，同样只有三个字：我等他。
时间很快走到了下周二。
陆沉渊亲自开车去西城区接贺衍之。那天北京又飘起了小雪，老槐树的枯枝上挂了一层薄薄的白。贺衍之站在那栋三层小楼的门口等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旧羽绒服，手里拎着一个半旧的黑色行李包，看起来不像要出远门，更像去街角买包烟。他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来的时候带进了一股室外的寒气，转头对陆沉渊点了点头，没有多余的寒暄。
走吧。
车子驶上京港澳高速往南走的时候，雪渐渐停了。华北平原在冬天的光线里铺开成一片枯黄的阔寂，路边的杨树排成笔直的两列向后退去。陆沉渊开着车，余光看到贺衍之靠在副驾驶座上望着窗外，表情很淡，但目光里有某种在办公室里坐得太久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看远处看不够的专注。
你上一次去深圳是什么时候？陆沉渊问。
三十二年前。贺衍之说，那次我是去送东西。送完就回来了。再也没有回去过。
陆沉渊没有追问送什么东西。他知道答案就在那把铜钥匙和那个的人之间。车内的沉默持续了一段路，贺衍之在两个小时之后忽然开口了：你背下来那本簿子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第两百零七个名字后面写着一行小字？
陆沉渊的脊背微微绷了一下。他在脑子里快速翻阅那二百一十七个名字的位置，两百零七号对应的节点确实有一行极小、几乎被忽略的手写批注。当时他因为注意力集中在主体名单上，那行批注只过了三秒钟的短暂记忆。
那行字太潦草了，我没完全看清。
贺衍之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声音在行驶的车厢里慢慢沉下去：那行字写的是此人与我同路至口岸北侧三十公里处分道。同路的那个人，就是陈渡。
陆沉渊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他重新在脑海里把那本簿子的全部细节拉出来，两百零七号的名字确实紧挨着边境线的主通道，位置坐标落在畹町以北三十公里左右的弧线上。如果那行批注的意思是陈渡和那个人并肩走了三十公里的边境线才分道——那陈渡跟那个的人之间的距离，远比他之前想象的要近。同路三十公里然后分道，一个走了南线，一个走了东线。陈渡到了，那个人没到。
你认识那个人吗？陆沉渊问。
见过一次。贺衍之的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点不太常见的停顿，那时候我还年轻，在集市上帮他们传了最后一次信。他那次带了一封信给我，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后来那把钥匙被找到的时候，名字刻在钥匙柄的背面。
名字是什么？
贺衍之沉默了很久，久到陆沉渊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车窗外华北平原的风景已经换成了南方丘陵的轮廓，天色从午后的灰白渐渐转为黄昏的淡橙色。
他姓沈。名字我不能说。陈渡守了二十二年没有说出口的名字，我没有权力在这里告诉你。贺衍之转过头来看着他，但你要是看了那把钥匙，你就能猜到了。
陆沉渊没有继续追问。车子驶过韶关进入广东境内的时候天完全暗了下来，高速路两侧的南方山林在夜色里连成一片模糊的深色屏障。贺衍之在后半程没有再说话，闭着眼睛靠在座椅上，呼吸均匀，但陆沉渊不确定他睡着了还是醒着。
晚上九点，车子下了高速进入深圳市区。深圳的夜晚温度比北京高了将近十度，街边的行道树还是浓绿的，那些矮矮的榕树和海滨常见的棕榈在路灯下投出南方的影子。陆沉渊把车开到了望海路，停在那扇旧木门对面的路边。他没有熄火，转头看了一眼贺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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