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沉渊回到北京之后，第一件事是给贺衍之打了一个电话。
他站在国贸八十层的办公室落地窗前，拨通了西城区那个单位座机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之后被接了起来，贺衍之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时平稳清朗，跟上次见面时没有什么变化：你回来了？
回来了。陆沉渊说，我去见了陈渡。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柳湾那间土屋是他建的，后来有一个人住了进去，那个人叫陈野，是在那条路上生的人。陈渡说陈野带了一封信回来，信封上写着你的名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陆沉渊以为自己这边信号断了，但通话计时还在继续往前走。他握着手机没有催促，听着话筒里隐约的、被压得很低的呼吸声。大约过了半分钟，贺衍之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像是在刻意把某个已经被压了很久的东西重新压回去：那封信，他没有拆？
没有。他说要等你愿意去深圳湾看一次海的时候再拆。
电话那边又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贺衍之问：那间屋子的坐标编号是西南-17陆沉渊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他之前在陈渡的簿子里看到西南-17对应东线末端的空心圆圈，也在贺衍之的办公室里确认过那个编号属于沈云野最后出现的位置。他没有直接回答：你认识那个编号？
我见过。很多年前。在陈渡给我看的第一版路线图里，西南-17是所有编号里唯一一个被画了空心圆圈的。他当时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也没有问。但我一直记得那个编号的位置——龙骨滩下游约四十公里处的河段平行位置，柳湾。贺衍之的声音在电话里停顿了一下，陆沉渊，那封信我不能去深圳拆。
为什么？
因为我当年答应过陈渡，永远不会主动去深圳湾。那是我跟他之间的约定。他守那封信，我守那本簿子。谁先动谁那边，另一个人就不需要再等了。陆沉渊站在窗边，看着东坝方向那些在冬日下午光线下清晰如墨线的塔吊轮廓。贺衍之和陈渡之间那道维持了三十一年的鸿沟不是地域的距离，是约定本身——两个人各自握着一半的东西走到同一个分叉口，然后各自选择了一个方向走到底。不能主动跨越，只能在原地等另一个人先动。
如果你永远不去深圳，那封信就永远不拆？他问。
贺衍之的声音很平，那封信放在陈渡的书房里，跟那枚钥匙放在同一个抽屉里。钥匙你可以带走了，但信要留在原地。等哪天陈渡自己决定把它寄出来，或者等他决定亲自带着它到北京来，那时候我才会拆。
陆沉渊挂了电话之后在窗前站了很久。贺衍之和陈渡之间的通道被一封信和一扇门的形式固定了三十年，两个人各自守着自己的位置，谁也没有主动跨越那条三十一年前画下的线。他低头看了一眼衣袋里那枚铜钥匙，它已经被带出了深圳湾那栋楼，但那封信还留在原地。信和钥匙被拆散了——钥匙可以由人带走，但信件必须留在寄出者手中，否则寄件人的等待就会失去意义。他把钥匙从内兜里取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一下，然后收进了办公桌最上层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跟那份已经烧成灰的簿子的残余密封袋并排放着。
当天晚上沈瓷发来一份文件，标题是柳湾土屋墙面粉尘采样分析报告补充件我在土屋墙面的粉尘样本里发现了几种植物花粉残留，其中一种属于一种名为滇南木棉的树种。这种花粉的分布与当地常见木棉略有差异，更偏向于一种人工嫁接品种，通常种植在定居点的庭院周围。
陆沉渊把这段话跟陈渡说的陈野是在那条路上生的人放在脑中重叠——一个在红河沿岸出生长大的人，会在住的房子旁边种一棵滇南木棉。而那间土屋外面的坡上正好有几棵木棉树，他当时以为是野生的。但现在沈瓷的花粉分析给出了另一条线索：那几棵树不是野生的，是被人种下去的。种树的人应该是在那里待了足够长时间的人，才有耐心等一棵树长到可以在河岸坡地上形成冠盖的规模。
他在报告后面批注了一行字：查当地乡土植物志，确认滇南木棉的种植记录有没有与铁皮屋或柳湾土屋地址重合的位置。然后给沈瓷发了那条批注。
他合上电脑的时候拿起手机，屏幕上又弹出一条新信息——来自陈屿，简短到只有一句话：下周归园平台运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是否能带一个人旁听？
陆沉渊看着那条信息想了几秒。陈屿在归园平台方案里表现出了超出预期的专业度，现在他提出要带一个人来旁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归园平台的业务有关，还是跟陈屿个人背景的某条线有关。他回复了一个字：
陈屿的回复在十分钟后到达：我在英国认识的一个朋友，做剧场空间设计的。他想看看国内文化产业平台的运作模式。陆沉渊看着那个回复思考了一会儿。陈屿认识的那个做剧场空间设计的朋友恰好在他刚拿到柳湾土屋花粉分析报告的时间点上出现，看起来像两条平行线在同一个拐点处同时转弯。时间点本身只是一个时间点，但它恰好处在所有线索正在收束的弧线上。他给陈屿回了一条：可以。带他来吧。然后把手机放在桌面上，在窗口看着北京的夜色缓缓铺开。下周的归园平台运营委员会，他会在那间茶室里同时面对陈屿和他带来的那个剧场空间设计师。而柳湾的答案可能不在那间土屋本身，而在某个尚未到达归园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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