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何雨柱比平时更早离开了食堂。
于师傅知道他要去开家长会，没说什么，只在他解围裙的时候从案板底下摸出两个白面馒头，用干净屉布包了塞进他手里：“带回去给雨水，孩子念书费脑子。”
何雨柱没推辞，把馒头揣进怀里，道了声谢就往外走。春天的太阳已经偏西了，照在南锣鼓巷的青石板路上，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他迈开步子往何雨水读书的那所小学走，路过胡同口的时候，卖糖葫芦的老头正收摊，竹竿上还剩三串，糖衣在夕阳下泛着琥珀色的光。他摸出几张零票子，把那三串都买了，用纸裹了裹，也揣进怀里。
何雨水读书的学校在帽儿胡同，离四合院大概两站地，是解放前就有的老学堂，民国时候改成了公立小学。校门不大，青砖砌的门柱上挂着白漆黑字的校牌，门口两棵老槐树比四合院里的还粗，树冠遮住了半边街道。何雨柱到的时候，校门口已经聚了不少家长，有穿灰布中山装的机关干部，有围着头巾的家庭妇女，也有和他一样穿着工装刚下班的人。
他跟着人流往里走，穿过一道月亮门，进了操场。说是操场，其实就是一片夯实的黄土地，边上竖着两个木头篮球架，篮板上的漆皮已经斑驳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操场尽头是一排青砖平房，窗户上糊着白纸，窗台上摆着几盆不知谁家捐的菊花，还没到开花的季节，叶子倒是长得茂盛。
何雨水的教室在左手第三间，门框上钉着一块小木牌，写着“三年级一班”。何雨柱走到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教室不大，摆着二十来张双人课桌，桌面被无数学生的袖口磨出了包浆，泛着暗沉的光。墙上贴着几张宣传画，画的是新中国儿童在阳光下读书的样子，颜色鲜艳得和这间灰扑扑的教室有些不太搭。
教室里已经到了不少家长，各自坐在自家孩子的座位上。何雨水的座位在靠窗那排的第三个，她正站在课桌旁边，踮着脚尖往门口看。看见何雨柱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小姑娘眼睛一下子亮了，小跑着过来拉他的手：“哥！我还怕你赶不上呢。”
“答应你的事，什么时候不算数过。”何雨柱揉了揉她的脑袋，跟着她走到座位上坐下。课桌太矮，他的膝盖顶着桌底，整个人缩手缩脚的，和夜校教室里一模一样。他把怀里的布包掏出来放在桌上：“你于师伯给的馒头。还有路上买的糖葫芦，等散了再吃。”
何雨水眼睛更亮了，但她懂事地没拆纸包，只是把布包往桌肚里塞了塞，小声说：“哥，王老师说这次家长会要表扬考得好的同学。”
“有你？”
何雨水抿着嘴笑了一下，没说话，但那一笑已经把什么都说了。
家长会定在下午四点半开始。王老师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剪着齐耳的短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站在讲台前，先用板擦敲了敲讲桌，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翻开一个牛皮纸封面的点名册，开始逐个核对到场家长的身份。
轮到何雨柱的时候，王老师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带了几分审视——毕竟别人座位上坐的都是爹妈，何雨水这边却是个半大小子。
“你是何雨水的……？”
“哥哥。”何雨柱站起来，语气不卑不亢，“父亲不在，家里就我和妹妹。雨水的事，跟我说就行。”
王老师盯着他看了两秒，眼神里那几分审视慢慢变成了别的什么——也许是想起了何雨水在作文里写过的那些句子，也许是看出了这个少年肩膀上的担子比同龄人沉得多。她点了点头，在点名册上打了个勾，继续念下一个名字。
核对完一圈，确认所有家长都到了，王老师合上点名册，开始正式讲话。她的声音不大，但很稳，像是讲了几十年课练出来的，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送进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她先讲了半个学期以来的整体情况——班上一共四十二个学生，绝大部分都跟得上进度，但也有几个家庭困难、经常缺课的。说到这里的时候，她的目光扫过教室后排几个空着的座位，语气沉了沉，但很快又提了起来。
“今天请各位家长来，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通报期中考试的成绩。第二件，想跟各位家长商量商量——下半年孩子们就要升四年级了，功课会更紧，家里能不能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和支持。”
她说完，从讲台上拿起一叠叠好的成绩单，挨个发下去。
何雨柱接过何雨水那张成绩单的时候，先看见的是右上角红墨水写的总分——全班第三。
语文九十二分，算术八十八分，常识九十分。
他看着那三个数字，指节捏着纸边捏得发白，喉结滚了两下，半天没说话。他想起了这大半年来的每一天——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去食堂生火，深夜才从夜校回来，而在他看不到的时间里，何雨水一个人背着书包走两站地去学校，一个人在煤油灯下写作业，一个人把冷粥热了又热，等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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