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江城，热得像蒸笼。幸福里小学已经放了暑假，操场上空荡荡的，只有蝉在梧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但顾川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放假而轻松——“华罗庚杯”全国决赛在即，他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比上学时还满。
早晨六点起床，跑步，洗漱，吃早饭。七点到九点，做一套决赛模拟题。九点到十一点，看陈老师的笔记和王教授推荐的书。下午两点到四点，整理错题，归纳题型。晚上是自由时间，但顾川通常会用来看数学杂志或者思考几道难题。
听听每天来找他。她不打扰他学习，就安静地坐在他房间的地毯上看书，做暑假作业。偶尔顾川卡在某个题上，她会递杯水，或者切个苹果。等顾川休息时，两人就下棋，或者聊聊天。
“小川，决赛啥子时候？”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听听一边做数学暑假作业，一边问。
“七月底，二十八号。”顾川说。决赛在北京，他要提前一天去。
“在北京啊……”听听放下笔，托着腮，“好远哦。”
“嗯。”顾川应道。他上辈子去过北京几次，但这次意义不同——这是他重生后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那你又要一个人去？”听听问。
“老师带队。”顾川说。这次决赛，省里统一组织，有领队老师，同行的还有另外几个入围决赛的选手，包括陈默。
“那还好，”听听说，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个东西，“这个给你。”
是个小小的中国结，红色的，编得很精致，下面还缀着个小木牌，刻着“平安”两个字。
“我妈妈教我编的，”听听说，有点不好意思，“编得不好，但能保平安。你带着，考试的时候就不紧张了。”
顾川接过。中国结不大，刚好能握在手心里，红色的丝线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
“谢谢。”他说。
“不用谢，”听听说，然后继续做作业，“你好好考，别担心我。我在家等你回来。”
顾川看着手里的中国结，又看看埋头写作业的听听。她的侧脸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很安静，睫毛长长的，鼻尖有点翘。她今年十一岁了，长高了不少，脸上的婴儿肥褪去一些，有了少女的雏形。但眼神还是那样，干净，明亮，看着他时永远有光。
“听听。”顾川突然开口。
“嗯？”听听抬起头。
“你想去北京吗？”顾川问。
听听愣了愣，然后笑了：“想啊，谁不想去北京？天安门，长城，故宫……不过我还小，等我长大了再去。”
“以后我带你去。”顾川说。
听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的？”
“真的。”
“那说定了！”听听说，然后伸出小拇指，但马上又缩回去，改口，“那说定了！不能反悔！”
“不反悔。”顾川说。
听听笑了，笑得特别开心。窗外的蝉还在叫，阳光很烈，但房间里有空调，很凉快。书页翻动的声音，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还有两人的呼吸声，混在一起，成了夏天最寻常的背景音。
七月二十五号，顾川出发去北京。刘璐请假陪他去，同行的还有省里其他几个选手和家长，陈默和他爸爸也在。在火车站集合时，陈默看见顾川，招招手：“顾川，这边！”
顾川走过去。陈默看起来有点紧张，但努力表现得轻松：“这次决赛，听说题目很难。咱们一起加油。”
“嗯。”顾川点头。
火车是卧铺，要坐十几个小时。顾川和刘璐一个包厢，陈默和他爸爸在隔壁。火车开动后，顾川拿出书来看，刘璐在旁边整理东西。
“川川，紧张吗？”刘璐问。
“不紧张。”顾川说。
“不紧张就好，”刘璐摸摸他的头，“尽力就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知道。”顾川应道。
火车开了很久，从天亮到天黑。窗外是飞驰而过的田野、村庄、城市，偶尔有灯光闪过，像流星。顾川看了一会儿书，然后躺下休息。手里握着那个中国结，红色的丝线软软的，温温的，像听听手心的温度。
他想起临走前，听听来送他。她没说什么，只是塞给他一包草莓糖，说“路上吃”。然后站在站台上，朝他挥手，直到火车开远。
她总是这样。不哭，不闹，不说“我会想你”，只是安静地等，安静地送，安静地迎接他回来。
这样的安静，比任何话语都让人安心。
第二天下午，火车到北京。一出站，热浪扑面而来。北京比江城还热，是那种干燥的热，像在烤箱里。接站的是竞赛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举着牌子，把他们带到附近的宾馆。
宾馆不大，但干净。顾川和刘璐一个房间，放下行李，简单洗漱，就去参加赛前说明会。说明会在宾馆的会议室，来了全国各地的选手，大概两百人，把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主席台上坐着几个老师，其中一个是数学会的领导，头发花白，很有威严。他讲了比赛规则、注意事项，然后说：“同学们，你们是全国选拔出来的佼佼者。这次比赛，不只是比成绩，更是比思维，比毅力，比对数学的热爱。希望大家都能发挥出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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