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从谏如流地往下问：“那依你之见，建设南阳颍川运河的劳力，该如何征发？征发多少？如何补偿？如何筹资？”
李素已经想好了答案：“让这两年扩军的新兵兵源来服役搞建设，按照战时给军饷和给养，以军法管理。
去年我军扩军了八万，可机动远征的主力军，从三十二万扩军到了四十万。这八万人其实只是打了没几场仗，明年闲下来可以继续去服工役，带高额军饷。
别的闲置下来的部队也可以抽一部分，保持军事化管理。
而且，今年歼灭了那么多袁绍和江东的部队，可以劳役之后加以改编。民间再继续加大对南阳郡周边人口过于稠密、人多田少地区的征发，正好再凑十万新军。
如此，朝廷可以长途远征的精兵，扩充到五十万，未来作为一统天下的基础，相信未来彻底消灭袁、曹的过程中，都不用再扩军了。
未来数年征袁曹时再有俘虏，就遣其老弱归农。精壮者转为地方卫戍、民兵乡勇、工程徭役兵。大汉朝未来太平之后，保持五十万朝廷直属的精锐常备军就足够了，甚至还能逐步转一部分到二线，到时候视情况再定，要看四夷的威胁强弱而定。”
李素从来不认为一项政治制度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更晚、就一定比出现时间更早的制度有优越性。
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
后世他看到一些历史网络小说写手，喜欢为了降低读者认知成本，就吹嘘“后出现的更先进”，但这事儿真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六朝到唐初的府兵制，当然有制度上的先进性，在兵力动员效率和节约国家财政方面，也确实有优势。
但府兵制对于形成军阀这个问题上是有弊端的，藩镇的出现跟府兵制的残余也有关系。唐朝人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唐中期、后期，租庸调和两税法等措施缓解财政压力时，朝廷也试过改募兵制。
宋朝有钱之后，吸取唐朝藩镇和军阀教训，宁可多花钱也要募兵制。
汉朝严格来说，中后期一直是有募兵制的，只是因为天下太平、四夷威胁也小，所以常备军规模不大，募兵制花钱多的缺点也就不明显。
到汉末四夷威胁大了之后，募兵常备军规模要简单倍增，财政一下子就垮了，这才有段颎平凉、一年多花掉桓帝朝廷44个亿军费。
说到底，中国古代是在征兵和募兵之间反复横跳，不存在一种绝对比另一种先进，看朝廷的主要矛盾是军阀分离倾向还是缺钱。
军阀分离威胁更大，外敌军事威胁少，那就用不容易分离但费钱多的募兵。
中央军事权威很重、皇帝威望高不怕军阀分离倾向，同时外部环境长期战事重、要保持的军队规模长期维持在高位，那就征兵府兵省点钱。
李素觉得刘备的统一战争没几年好打了，而且现在的四夷也比较弱。所以把东汉一贯的募兵现在再去大刀阔斧彻底改掉，也没必要。
就算未来要搞扩张型改革，也找别的契机再说了。
相比之下，还是想办法搞钱，把募兵制费钱的麻烦扛过去，就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当然了，“改兵制”这个说法，还是可以拿出来提一提，威胁一下目前的政治既得利益阶层。
最后你可以虚晃一枪，提了之后不改，再拿出商税改革摆到她们面前：你们看，陛下都从谏如流，不动桓灵以来的募兵制老办法了，但是继续募兵制就要解决军费问题，所以商税改革大家还是支持一下吧。
改革不都是靠进两步退一步，这样妥协艺术拉扯出来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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