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与天才之间，就像牛顿与普通院士之间的区别。
普通院士虽然也很稀有，但一个国家还是能找出那么几百个的。
他们功勋卓着、他们智敏过人、他们足以撑起一个国家在技术方面的脊梁，他们确然是一群伟大的人。
但他们与牛顿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并非不可或缺，也并不能凭一己之力推动时代的发展。
而天才如果在充分发挥才能之前死了，那将会是整个民族和国家不可挽回的损失。
如果不知道谁是那个天才也就罢了，知道了却不去尽力保住他，那就是一种罪行、一种懈怠。
朱翊钧选择发动政变，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保住张居正。
他接受过张居正整整六年的悉心指导，深度参与过张居正的改革。
没人比朱翊钧更明白张居正的才能，他是一位不世出的政治天才。
后世很多人批评张居正的改革不彻底、不合理，指责他是改良主义，既不动大明的税收体系也不对士绅豪强下手，他的改革永远也救不了大明。
但在张居正死后，大明再没有完成过任何一场像样的改革，只能在泥沼中扭动着腐烂衰朽的身体，任凭虫豸们将自己啃食殆尽。
没错，张居正不是一个战略规划上的天才。
他的改革内容平平无奇，其大部分内容和框架都继承自张璁、桂萼、高拱等人的政治蓝图。
如果朱翊钧想，他随时可以从一个朝廷高官那里得到关于改革的建议，而且具体措施都跟张居正大差不差。
因为那都是自嘉靖时期以来，文官们经过计划、实践和争吵后得出的普遍结论。
在张居正对士绅豪强们下手之前，他的大部分改革计划是得到文官群体认可的。
大明需要这些改革，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哪怕是普通的人才也能得出这种结论。
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但在张居正掌权之前，大明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却没有半点起色？
这就是张居正超脱于普通大臣的原因：他有着可怕的执行力。
如果不花点时间去深入了解，普通人很难想象万历时期大明的政治经济情况已经烂到了什么程度。
首先是封建王朝最重要的田地亩数，在籍土地的面积直接关系到封建王朝的税收多寡，堪称大明的命脉。
在张居正的改革过后，在籍田地面积忽然暴增至洪武年间的300%！
如果张居正没有发动超阶魔法移山填海，在十六世纪的大明来一手填海造田，从虚空里凭空掏出了三倍于洪武年间的在籍田地；
那就只能说明弘治皇帝之后的历届首辅都是无能的废物！都在装死！眼睁睁看着那些蛀虫啃噬大明江山却毫无作为！
明明弘治年间的在籍土地还是两倍于洪武年间的，怎么到了嘉靖时期，田地反而缩水到正统年间的水平了？你们给吃了？
其次是太仓银库，太仓银库是大明狗屎财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主要负责支出军费。
太仓的支出收入比在正德皇帝之后基本没正过，到嘉靖年间俺答汗崛起、倭寇横行，朝廷不得不四处用兵，太仓的赤字一度达到了惊人的数百万两！
但当隆庆时期，张居正入主户部之后，太仓银库惨烈的赤字便迅速回暖，在万历五年甚至一度有所盈余。
直到万历十一年，张居正前脚蹬腿升天，太仓银库的赤字后脚迅速转红，再度飙升至几十上百万两的正常水平。
以上，即便只从财政方面考虑，不考虑张居正在军事、外交、吏治等领域的建树，他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天才，一个能以一己之力给大明续命的天才。
所以对于张居正，朱翊钧的态度就仿佛是渴望建功立业的赛马骑手，遇到了一匹因为白痴骑手而碌碌无为的天才赛马。
没有任何雄心勃勃的骑手能够拒绝这样一匹优秀的赛马。
至于赛马反抗时产生的小小颠簸……说真的，如果因为这点小问题而放弃，那不是赛马的问题，而是因为骑手的懦弱无能。
欲戴王冠者必承其重，想要骑上一匹足以背负时代的顶级赛马，骑手就必须做好忍受它古怪脾气的准备，就算被马颠下来摔个头破血流，也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
朱翊钧朝身后挥挥手，李锡年立刻带着禁军士兵们把倒在血泊中的各位大人背到背上，小跑着送去太医院抢救。
申时行和张四维也被禁军背走，他们临走前回头往文渊阁里看了一眼。
朱翊钧仍旧蹲在血泊里笑眯眯地搀扶着张居正，他看上去是那么精力充沛、从容不迫；
而昔日威震朝野的张居正，此时却显得那么疲惫老朽，心灰意冷。
恍然间，他们仿佛目睹了一头年轻的雄师蹲在疲惫的老狮王身前，准备接过它的权柄。
所有人都离开，没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之后，朱翊钧附在张居正耳边情真意切地说道。
“这里没有别人，朕跟先生说句实话：朕确实希望——好吧，先生必须回去守满三年的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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