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注定不寻常的夜晚，双方就像是互相咬住了对方身体的毒蛇，即便可以咬死对方，可对方也会在临死前将致命的毒液注入。
陈健不是那种算无遗策智多如妖的人，但他知道对方不敢赌。
一年前这些作坊工反对慈善法令和要求自己特殊地位的这件事，就是陈健相信他们不敢赌的源泉。
从那一刻开始，这群人不再是单纯的反抗者，而是成为城邑体系内的一部分，他们的妥协性超越了斗争性。
而妥协，是国家或者说国家雏形城邑的基础。
国家雏形正如贞操、私有制这些概念一样，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当城邑或是国家出现的时候，意味着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人随着社会分工而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且这些对立面是无法摆脱的。
这些相互冲突的对立面为了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彼此毁灭，就需要一种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存在的原因是为了缓和冲突，为了把冲突保持着“规矩、秩序”的范围之中，以防双方的自我毁灭。
这种力量，即为国家，或者说国家的雏形。
在国家雏形中，每个阶层都要损害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而同时又都享受着别人放弃的一部分利益，彼此妥协，直到有一方不再放弃从而引发一场你死我活的彼此毁灭，这便是乱世。
乱世，不仅仅有无数饿殍死尸鲜血，更有公卿骨亲贵头，这便是彼此毁灭。
从那些作坊工学会妥协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他们真正有资格成为国人，成为国家雏形中的一员。
从夏城国人希望这些作坊工留下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国人真正有资格成为懂得适当放弃利益以换取稳定的统治阶层，国家雏形中最重要的一员。
这一切注定了陈健仅存的空想幻想的失败，注定了这不会是一场荡气回肠的史诗。
所幸，这是第一幕。第一幕只是喜剧或是悲剧，多少还有一点英雄的味道。而等很久后学到的那些人演出第二幕的时候，就难免变成让人难堪的闹剧。
假使这件事发生了几十年后，假使那时候陈健已经死了已经烂了，可仍旧不会放过他——假使那时候面对这样的乱局，众人又无计可施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披上陈健已经腐烂的骨头，即便他做的和陈健做的一点都不一样：使死人某种程度复生是为了赞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因为自己披着死人的骨头，而人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从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从过去寻找精神寄托。
这是可悲的，幻想着圣人复出，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和尸骨有些相似、有血缘关系、甚至只是刻意模仿，也就仍旧会得到数万的拥趸，哪怕那是一个平庸者。
可以说，今天这数千人齐呼万人拥护的感人场面，就是今后无数的肮脏的政治闹剧的开始。换了别的城邑也是一样，只不过闹剧借用的尸骨不是陈健罢了。
当姬云喊出姬夏独断而受到很多人拥护的时候，陈健曾有过惊诧苦笑，那是因为当局者迷。
如今把自己跳出当局者，用旁观者的身份去思索这一切原因的时候，终于明白其实这是必然结果。
因为夏城……根本就是一个假的奴隶制氏族城邑。
随着作坊的出现，奴隶所产出的东西已经不是城邑的命脉和生存支柱。
统治作坊的不是私人，而是尚需要劳作的国人阶层，他们不同于作坊工但也没有形成一个与作坊工完全对立的阶层，他们没有力量也没有理论去追求自己的政治随求和真正统治。
作坊工经过改良运动后，也不再是夏城真正的最底层，他们有力量但已经习惯了妥协和非暴力。
夏城私人作坊的力量还很弱小，他们依附于城邑体系，却又不容于夏城之外的体系，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强大的力量。
铁制农具出现后早就了批量的小农阶层，但因为氏族制度和集体制度的残留很大一部分的农人选择了集体劳作。
总的来说，夏城没有一个真正可以称之为统治阶层的阶级，每一个阶层的力量都是弱小的，分散的。
他们自己的阶层不足以单独统治夏城，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单独以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阶层利益，甚至他们的力量不足以代表自己，只能选出一个人幻想着由他来代表自己的阶层利益。
奴隶、奴隶主、作坊工、作坊主、集体村社、个人土地、不脱产国人作坊工、脱产军队……种种这些力量的糅合和分裂，让夏城不同于外面的任何一个城邑。
在其余城邑，总有一个阶层是处于主力地位的，国家雏形是统治阶层的工具，很自然地他们懂得、也有力量维护自己的统治，比如奴隶主。
而在夏城，几年的时间完成的官僚体系让很多原本可以成为奴隶主的人，成为了领取公产薪水的官僚；原本的奴隶成为赤贫的但人身“自由”的作坊工；原本的私人土地耕种者联合在一起成为集体作坊的管理者和劳作者；原本的底层国人成为享受国人福利的作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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