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了今后的发展计划，就不能不提前准备人手。
就榆城作坊体系的情况来看，傻大黑粗基本就是夏城体系今后各种产品的基本特点了。用最少的人做出最多的、最容易批量生产的东西就是宗旨，那些可以流传后世被后人传颂为族群之瑰宝的一切精细劳作至少在十年之内不可能生产。
妥协之后争取到至少三年的休养生息时间，要做的最重要的几件事都由陈健负责，之前已经稍微有体系规模的事情他将不会再事无巨细地过问。
火药改进、管状火器、造纸术、陶活字印刷这四样东西就是重中之重。
这四样东西要培养一批新的工匠，为将来形成规模做准备至少需要两千轻壮劳动力，外加二百各个作坊的熟练工和二百完成了开蒙教育的夏城年轻人。
看起来相对于榆城体系内的三万人来说，这两千四百五百人不算多。但要是仔细算算，这两千五百人都必须是男性的青壮年，而字面上的三万人并非都是男性，更别说都是最精壮的男性劳力。
这相当于榆城体系内四分之一的青壮劳力，一下子被陈健抽调走，这对城邑的正常发展影响极大。
但好在他现在威望正盛，在高层的内部会议上也没人反对，众人并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却还是无条件地支持。
原本城邑的一万人并不可能因为多出了两万人在三年之内就增加三倍的生产能力。
按照一男一女一牛一犁铧铁器能够耕种一百亩土地来说，需要一万人保证食物供给和农副产品，这就少了一万人。
人口增多，所需要煤炭、木料的数量也要增加。从东夷带回的三千矿奴也都要投入到他们最熟悉的挖矿当中，这又少了三千。
为了保证榆城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器具，不算外销只对内负责的话，又要多出一千人左右全面为内需准备，
为了保证基本生存的运输，还要再增多两千。
兵制改革之后，又要刨除三千人左右脱离工农业生产。
再算上陈健计划要走的两千多轻壮，刨除掉之前体系内可以保持正常运转的六千人，再除掉一些老幼，实际上可调用的人口不过三五千，最多也就增加原本一半左右的作坊生产能力。
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之下，批量生产不追求精细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拿造纸来说，一张黄乎乎的很难看的纸和一张颜色洁白韧性极好的纸，所耗费的人力大约差了三四倍，工序也差了数步。
但陈健要求的是只要求纸的最低使用价值，能够书写、可以染上墨汁或是涅石的蓝黑色染料就可以。
与之相似的衣服、皮裘、鞋子、食物种种，都会是这个模式，只考虑最低的生存需求和使用价值，完全抛弃审美等附加价值。
植物油为了节省人力，弄的一股焦糊味；衣服为了节省人力，千篇一律；房子为了节省人力，完全一样……
对此陈健在十一月初的一次城邑大会上做了一番解释和演讲，提出了五年计划的口号，在城邑起步的五年内让国人忍受这种单调的、每个人都是城邑的砖瓦的生活。
他承诺五年后会有所改变，并请诸位国人给他一个五年的信任。
这对于那些大部分接触夏城生活的底层人来说并不难以忍受。在他们看来，豆油的确有一股糊味，但是之前都没得吃；衣服的确千篇一律，但是之前穿的比这还差；房子是砖瓦的，更是比之前的土坯房要好上许多。
对体制内的高层来说，这也不是不可以忍受的。体系内的爵等制度并不能让他们得到一些特供品，但是供销司可以提高一些稀缺物品的价格，以名义平等的形式做到货币支付能力上的不平等。包括为其余城邑首领亲贵制作特殊物品的人大约有一千，这些物品的内销价格也不低，算是保证了体制内高层对陈健的支持。
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机制，但在外敌环绕之下是最有效的机制。
同时也由于陈健偷渡带来的技术优势，将这种横向对比完完全全地体现了夏城体制的优越性，至少在意识形态上不用担心其余城邑对比产生的集体不满——姬云关于九十九个人和一个人的演说影响深远，至少这一代人确信自己是属于九十九个人中的那部分，确信夏城体制一旦变革自己很难过上别的城邑里百里挑一的生活，而对比其余城邑剩余的九十九个还是很好的。
至于下一代，那还太远暂时无需考虑。
况且他们相信陈健五年之后的变革承诺。对于他们的首领、或是代首领、或是被真正首领全权委托的负责人充满了信心。
在这种一切为了五年之后的口号中，陈健再度表扬了自己在远征东夷期间表现良好的一批优秀劳动者，授予他们各种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大肆宣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
宣传机器趁着再度出征前的半个月，在陈健的带领下全面开动起来。
之前跟随陈健出征东夷的戈矛兵全部回到作坊劳作，留下了几十个立下功勋的、有职业士兵潜质的第一批戈矛手后，又征调了第二批戈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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