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战国时期，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说法，可见其学说影响之大。
杨朱学派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
更加之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家，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
墨家、杨朱都不见踪影，反倒是儒家越发正统。
这一次顾尊以墨家、杨朱双学说加持，暂时剔除掉两者相斥的部分，一致对外，合击儒学。
顾尊传授了杨朱学说之后，刘焕臣却并不能完全接受。如果说墨家学说还受到儒学影响而产生，那么杨朱学说就完全是自成一体，和他原本接受的儒学根本就是背道而驰。
刘焕臣不禁问道：“儒家以仁以为天下，墨家也谈兼爱。可巨子所传的杨朱之学讲的是‘贵己’之说。是不是有些自私、堕落了？”
对于这样的疑问，顾尊并不意外，只是说道：“当今天下不说远处。眼前便是离国两国纷争，相互侵略、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
“所以‘贵己’之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吗？”
其实这就是一种对原本认知观念的挑战。
受儒家的“仁”之学说影响，世人从未觉得“杀身成仁”、“存天理灭人欲”有何不对。
但顾尊却明白，人保持合理的利己主义其实是没错的。
真正合理的利己主义，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利益或幸福，虽不会有意地作利他之事，但至少不要危害别人的幸福，才可算得利己。
且自保自利虽系自然的本能的要求，亦虽有相当的才智学养，方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亦须有相当的修养和克制，方能不致损害别人的正当利益。故利己主义，亦有其道德价值。
这种利己主义，其实就是现代人的思维模式。我想过好我自己，你别来道德绑架我。这种事其实放在现代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放在封建时代，就是大逆不道的歪理邪说。君让臣死，臣还敢不死？
所以杨朱学说特别的接地气，首先就是生死观。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死皆归为腐骨，你生前是好人与坏人没有不同。
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
生命比一切都重要，而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而已。因此，杨朱强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重视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无君论。
而这，也是顾尊为了推翻大离王朝埋下的伏笔。
最后是顺应自然之性，生既有之便当全生，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但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
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乃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所以从这个方面说，其实杨朱和墨家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贵生重己，兼爱非攻，完全对立。
杨朱学派讲的是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甘心情愿的。
但这两者其实都有些矫枉过正了，要么就是只注重自己，要么就是全世界一个样，明显不合理。
所以顾尊做了一个非常折中的选择。那就是“重己兼爱”。有点像缝合怪，虽然感觉差不多，但是实际上非常合理。
“重己兼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注重自己的利益，但这里“自己”代表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和我站在一个阶级的人。
面对和我一个阶级的人，那就兼爱。面对和我不是一个阶级的人，那就重己。
而墨家恰恰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上，向儒家的贵族阶级开炮。所以百姓就是墨家团结兼爱的阶级，而王朝的统治者就是敌人。既然是敌人，为了贵生重己，那就得彻底的消灭你！
这是百姓推翻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好家伙，顾尊本以为自己是个缝合怪，没想到直接憋出了终极大杀器。
刘焕臣在知道了“重己兼爱”的理论之后，如获至宝：“巨子，我悟了。这一次，我有战胜的信心了。”
顾尊微微一笑，知道留给大离王朝的日子不多了。
太平府酝酿着一场风雨。
大离朝廷已经知道了顾尊要做的事情，在这样大道之争上，自然没有懦弱躲避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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