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读书种子的精神不仅在于读书，更重要的在于学以用世，得君行道。《明史》称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已任”。
以这个标准，“读书种子”出仕是为了“行道”而非为利禄。要求固守价值理想，以之作为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准则。
所以“读书种子”的含义就是儒家“修已以安百姓”，内圣而外王的理想人格。
老朱千算万算，没算到老四会和大孙子干架。方孝孺亦如他所料，坚持儒家道统，坚决不承认篡位者朱棣为合法。
道衍早已看到这点，故此叮嘱朱棣，切不可杀方孝孺。
堂堂大明皇帝，就容不下一个书呆子？朱棣大可表现得高风亮节一点，就算他不想让方孝孺说话，也不必用诛九族十族这样极端的方式。杀方孝孺成为他一生洗不去的污点，今天的人谈起那段历史，仍旧不寒而栗。
道衍一语成箴，我们都知道唐诗、宋词是古典诗文的最高峰，为啥恢复华夏文化的明朝没出现过这种复兴。有明一朝昌盛的是小说等通俗文学，正统诗文质量下滑明显，除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趋势，与王朝本身对文化的导向也有关系。
方孝孺这样的读书种子被杀，天下读书人噤若寒蝉，谁还敢学方孝孺。
那么，读书种子之死给明代士人造成什么影响呢？
钱穆先生说，方孝孺“身系道统之重，天下士心所为向慕，然中道催折，更为罹不世之祸”。
胡适更是说“甚至留有方孝孺片纸只字也是有罪的，这是明成祖要毁灭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所以以后明朝200年，再没有政治思想家。”
这个说法可能略有夸张，但不可否认，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儒生士大夫们的袖手清谈。明末大儒刘宗周、顾亭林等人认为，正是因为明末士大夫缺少了关心世用的精神，其学术活动才沦丧为放荡的话语形式。
说“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或许过于绝对，毕竟大明后来也出现过于谦、王阳明、张居正这些牛人。但明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活沦为空泛的讲学活动，且愈演愈烈——“讲学之风，至明季而极盛，亦至明季而极弊”。
倘若当初有读书种子方孝孺引领海内风尚，士人的精神境界、社会的价值担当是否会有所提高呢？
这个问题永远失去了答桉。
朱棣报复手段的残酷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他的手法被称为“瓜蔓抄”，意思是只要一人牵扯到清算事件中，亲族甚至朋邻乡里都要倒霉，如瓜蔓辗转牵连。
这场大清算前后持续十年之久，朱棣追治奸党一共杀了多人。历史上搞清算杀人过万的皇帝绝不在少数，但清算旧臣杀这么多人，大一统王朝里朱棣是独一份。
如果说朱元章是虎，朱棣是狼，我是没有太大意见的。不过朱棣的屠杀与朱元章不同，老朱杀功臣的原因我们已经知道了，朱棣杀遗臣却只是政治报复。不杀这些人并不会危及他的统治，也不会为子孙带来什么隐患。在这件事上朱棣残暴的一面表露无遗，受到后人的严厉批评。
朱棣为什么这么狠心，我只能认为，心虚是暴力的根源。朱棣明白自己得位不正，不得不用暴力掩盖自己的心虚，以堵天下人之口。
清算之外，也少不了论功行赏，这点上朱棣恩怨分明。除了跟随他起兵靖难的那些将士们加官进爵，成为新一代勋贵外，对曾有心或无意帮助过他的人，朱棣也是不吝封赏。
比如救命恩人、靖难战神、曹国公李景隆，因有“默相事机之功”，被授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加封太子太师，并增岁禄一千石。当时，朝廷每议大事，李景隆都位列班首，地位俨然在诸臣之上。
好景不长，李景隆这样先跟朱棣作对，后又投机卖主的人竟身居如此高位，受到建文遗臣和靖难勋臣的一致排挤。第二年，弹劾奏章就如雪片般飞来，把李景隆砸得晕头转向。朱棣虽然不相信李景隆会谋逆，也不得不削去他功臣勋号，令其赋闲在家以平息众怒。
然而，仍以“曹国公”身份在家安享晚年的李景隆并不能让众臣满意。他们仍不断上疏，将“无君臣之礼”、“密谋造反”等一系列罪名扣在李景隆的身上。朱棣不胜其扰，褫夺了李景隆的爵位，圈禁在家并抄没家产。
备受欺辱的李景隆也曾做过反击，他以绝食十日相抗，可最终没有必死的勇气。李景隆就这样窝囊地活到了永乐末年，和朱棣同年去世。
李景隆死不足惜，可惜的是曹国公这个爵位，当初李贞和李文忠父子同爵是何等佳话，自李景隆被除爵后，曹国公从此断了世袭。
李景隆的故事告诉我们，强扭的瓜真的不甜，德不配位是件很严重的事情。正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徐增寿在最后时刻惨死在朱允炆剑下，朱棣痛惜之余，残酷清算了当初带头痛殴徐增寿的大理寺丞邹瑾、御史魏冕——邹瑾九族448人被诛（邹瑾和魏冕是舅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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