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城内的老字号店铺可谓数不胜数，这些店铺看上去，无不透着古色古香的中国古典建筑格调。可如今，在这些老字号的店铺门脸之间，却悄悄挤进了一些日式风格的店铺——饭店、茶肆、酒屋甚至面馆。
太原沦陷快三个月了，阎锡山和中-央军丝毫没有要打回来的趋势，倒是日本人——无论军人还是侨居商人——颇有了一股要在山西扎下根来的意思。
吃罢了炸豆腐的王穗花和李彦，就沿着一条偶尔现出一两家日本店铺的街道，并肩向城南的李彦的家走去。
李彦的家位于城南首义门街，离太原城的南大门也就是首义门不远，而出了首义门就是太原火车站，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在那交汇。那一带人烟稠密，街巷复杂，非常利于隐蔽和脱身——今晚，情报二组就要在李彦的家里开一次密会。
王穗花负责的这个情报二组，共有五人，除了李彦，还有二男一女，其中一对是中年夫妻。
时年二十六岁的李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就已经娶妻生子，去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李彦在陕西宝鸡的很有权势的岳父岳母，果断地将女儿以及外孙接走，而出身寒门的李彦则无力反对。由于李彦当时已经被军统秘密招募，且留恋在同蒲路筑路局的高薪差事，又实在不愿到老丈人那里寄人篱下，就留下未走；并算计着一旦山西无战事，再将妻儿接回太原。不料，日军铁蹄一路长驱直入，大同、太原、君陵相继沦陷；自己与妻儿老小从此天各一方。而军统山西站原本力量就薄弱，后来又变成了在日占区活动，可谓如履薄冰，李彦很快就被山西站要求从筑路局辞职，成了军统的专职特工。
王穗花到任山西站后，李彦转入其领导的情报二组。他本人头脑灵活，工作热情高，加上读书时曾经学过几天武术，也接受过军统西北区部组织的短期培训，因此很快成为王穗花的得力助手。
此刻，二人沿着亮起了路灯的街道向首义门街走，王穗花就与李彦继续分析着那个来自日本本土的神秘将军。
“应该不会与什么作战计划有关，”王穗花肯定地说：“山西如今只能算是华北方面军的后方，山冈师团与濑名师团，都是负责驻屯和警备，兵力不足以发动什么大的战役。”
李彦摇摇头：“那么发生在丰店和文城的进攻，又怎么解释？你说过，鬼子出动的那个联队，就是濑名师团的。”
王穗花有些不屑地反驳道：“你觉得从东京飞来一个日军中将，就为了部署一个几千人的联队、去占领两座县城？”
“文城可不是县城，”李彦同样有些不屑地纠正着女上司：“那是同蒲路上的一个大站!”对同蒲路，他自信有着绝对权威的解释权。
“怎么个大？比宝鸡还大吗？”王穗花冷笑着挖苦了一句。她当然对自己部下的个人背景（包括家庭背景）了如指掌。
被戳到痛处的李彦顿时没了脾气，闷着头走起路来。
军统女少校偷偷看了一眼垂头丧气的部下，心中多少觉得有些歉然。
“算了，”王穗花换上柔和的语调：“我掌握的一条线，能够搭上濑名师团辎重兵联队的汉语翻译，看能不能从那里找到突破口。”
王穗花在太原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商贸公司的经理，专门从北平、天津向太原、大同倒卖烟草、香水、洋酒、化妆品等上流社会喜欢享用的进口奢侈品。军统华北区部为她伪造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高官亲属的身份证明，凭着这份证明，这个漂亮女人在太原的日伪高层家眷的交际圈里很吃得开。
一辆装满了煤炭的卡车迎面开来，呜地一声掠过了他们的身边，带起了一股更寒冷的旋风，王穗花禁不住打了个冷战；李彦却借着替她遮挡卡车带来的寒风和灰尘，不声不响地伸手从后面揽住了女上司的腰肢。
这个貌似自然的动作刚刚做出，王穗花就微微停住了脚步，用犀利的目光瞪了李彦一眼，后者立刻知趣地将那只手撤了下去。
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家伙，业务能力挺强，算是不错的合作伙伴，但就是总要有意无意地做出这些暧昧的举动——联想起自己刚才那只被吞掉了口红唇印的碗，军统女少校决定教训一下这个妻儿不在身边的单身汉。
“你给我听好了，”王穗花一边重新开始向前走，一边咬牙切齿地低声说道：“我是女人，也是你的顶头上司，以后在我面前，你给我放规矩点，否则别怪我动用家法！”
女少校所说的家法，是军统内部的专门惩处措施。
李彦耸了耸肩，没有吭声。王穗花知道自己的这个部下跟着阎锡山请来的德国铁路工程师做了几年，举手投足之间沾染了一些洋派头。
他们开始默默地往前走。
“或许，应该派人到丰店和文城去看看，”过了良久，王穗花才突然又冒出一句：“日本人在山西足足两个多月没有动刀兵，这一次的动作的确有些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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