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关系方面，姜志军自问是有天赋的。
这一点，甚至得到了姜家老爷子的承认。姜志军的得意之作，是在某位老爷子回乡祭奠的时候，站在街口，烧了满满一大车的黄表纸——在物资紧张的年代，哪怕是黄表纸，也是定量供应的，许多地方甚至不予生产了，当然，对于上位者来说，弄一车黄表纸倒是不算什么，却是怕影响不好。
因此，姜志军烧的那一车纸，正好填补了某公的遗憾，最起码，是填补了某公的夫人子女，以及乡下亲戚的遗憾。
最重要的是，姜志军并不是送了黄表纸出来，而是选了良辰吉日，请八字相合之人，站在风水之地，直接将之烧了个一干二净。
这个礼送的，自然也是干干净净，在姜志军没资格接触人家的情况下，给姜家多人，烧出了一条青云之路。
姜志军的家庭地位，也基本是建立在拉关系的天赋上的。
对于杨锐，姜志军亦是很早以前就有过研究，并做了相应的准备。
结束了三人碰面之后，姜志军立即自信满满的前去拜访杨锐。
海淀区遗传工程实验室，自然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
这里面，或许有两分的热闹，是为了遗传工程实验室表现出来的学术能力，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上万头牛的生意。
的确，在许多人的认识里，80年代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商品社会，但是，那仅仅是民间。
在企业的层面，特别是国企的层面，中国的商业状况是日渐成熟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国企也总是需要做点事情，来维持经营活动的。
国企和国企的领导，通常是不在乎小的盈利和一般性的亏损，但是，维持经营活动是任何一名国企领导孜孜不倦的工作。对他们来说，经营本身，是比经营的目的有着更持久的价值的。
因为国企领导的存在意义在于经营，而非盈利或保值。
这听起来有些不好理解，实际上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好像一家生产卫生纸的企业，??业的目标，获取利润也是卫生纸企业的目标，但就国企来说，卫生纸企业的领导是毫不关心这两个目标的。
人民群众在拉屎的时候快乐不快乐，企业能不能盈利，并不是卫生纸企业的领导们费尽心思爬上这个位置所在乎的事。
他们在乎的，是企业收购纸浆的过程，是企业更新设备的过程，是企业雇佣工人或者管理工人的过程，也是企业销售卫生纸的过程，所有的过程，构成了经营者的人生。
然而，越是萧条的年代，企业的经营活动就越难以维持。
对于许多国企来说，生产就是亏本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了，降低生产频率，减少经营活动，已经成为了许多国企的命运。
一些地区，甚至要专门派出党政干部，盯着当地工厂，让他们限量限时的生产。
对工厂是这样，对实验室和研究所，其实也是这样。
研究所也需要物资流动起来。
年轻的研究员需要做简单的实验，生产简单的实验材料，例如常用的药剂等等。而高年资的研究者需要承接项目，追求合作以锻炼能力……
所有这些，都需要研究机构流动起来。
畜牧领域，已经很久没有像是牛的胚胎移植这样的大项目了。
杨锐的课题组以200头牛为单位做超数排卵，光是这个消息，就足以在业内引起轰动了。
超数排卵只是牛的胚胎移植的第一个步骤，其后还有人工授精，胚胎采集和鉴别，胚胎分割、胚胎移植等步骤，若是有必要的话，中间还有一个胚胎冷冻和解冻的过程。这么多的步骤，要是以一头牛或者几头牛为单位的话，一个实验室倒是忙得过来，但若是以200头牛为单位，或者更多头牛为目标，那就不是遗传工程实验室8个人的小组织，能完成全部步骤的了。
不管是20年代也好，60年代也罢，又或者80年代乃至于21世纪，研究所和小作坊的很大一点的区别，就在于研究所的标准化，让它能够随时寻找对接的机构，以扩大规模。
小作坊联合起来，是不能成为大工厂的，而研究所联合起来，是能够成就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以及人体基因组计划的。
当姜志军来到海淀区遗传工程实验室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群，虽然没有指望自己能够参与什么重要的计划，但他们指望两百头乃至于更多头牛的大规模研究，用得上自己。
不管是制作试剂，混合激素，操作手术，查遗补缺，总而言之，许多好几年都没有一个像样项目的研究所，只能茫茫然的寻找出路。
要是在21世纪，各家研究机构，兴许还不会如此的兴高采烈——21世纪的生物服务公司众多，而且多是为研究所和大专院校而服务的，不管是要什么药剂，或者是要做什么细胞，设计什么引物，都有相应的生物技术公司提供，其他非盈利的学校和研究机构，是一点边都沾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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