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朱文奎其实一直有个疑惑。他知道，吴藩做到今天这个局面，很大程度就是依靠民间的组织和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是，组织村民互助，或者修个水利，尚且是本乡本土的事情，在欧洲这个政治生态下，确实不太容易引起更多人注意。但道路这东西，牵扯的地方必定不止一处，涉及的利益群体也很多。这么大的动静，是如何让当地的大领主们无视的？
后来召集士兵的时候，他听其他人介绍之前的几次事件，才明白，无视这些道路，并不是大领主们太蠢，或者过于粗心，而是他们就算不想无视，也没得选。
郭康给朱文奎讲过一个例子：当年紫帐汗国和东欧的领主们交战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很多领主既无能又短视，相互之间也缺乏合作，天天就知道互相拆台。结果，导致紫帐汗国早年，那种草台班子状态，都能对他们形成巨大优势。
仔细分析的话，大部分领主确实没什么文化，当地的组织水平也不高，但就算这样，也不至于表现得这么夸张。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就算是蛮夷之地，也不可能一个有本事的人都没有吧。
而且，事后看，至少一部分贵族，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不少战败逃亡的贵族，后来去了维也纳或者克拉科夫之类的地方当寓公。他们中，有很多都在着书立说，把自己的教训和反思写下来。还有人干脆直接受雇，去给其他前线的大贵族当顾问，用他们的经验，帮助其他贵族对抗罗马人。
郭康告诉他，也不是所有的贵族都无知又暴虐，何况很多人只是坏，不是蠢。实际上，有些贵族接受过颇好的教育，个人道德并不算差，为人处世也比较有教养。甚至有文化水平很高的，写出来的书在紫帐汗国都颇受欢迎，以至于最后跑到君士坦丁堡讲学。然而，就算这样，很多问题还是会继续出现，就是改不了……
朱文奎再去审视蒂罗尔地区，围绕道路的这一系列争端，发现好像也是这种情况。
他一直疑惑，这个伯恩哈德怎么像发疯了一样，不断做出各种刚愎自用的决定，去得罪所有人。后来才发现，这个人实际上，是根本没得选的。
伯恩哈德面对的最大危机甚至都不是领民造反，而是糟糕的经营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越积越多的债务。
而他的地位，既没有高到国王和大公爵们那样，可以直接宣布破产，把账目都给赖掉；又没有低到可以效仿破落骑士们的日常操作，直接丢了领地，宣布自己也从此“自由”了，然后跑出去流浪。
他要是当成不向匈牙利投资，估计就没有后面这么多事情了。但是，向东方扩张，是这个时代很多德意志领主们的共同选择，成功的人也为数不少。有钱还不去赚，比没钱更让人难受。
而欠了债之后，他就只能加大力度搜刮。在搜刮的手段上，他也确实费了很多心思，去制造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掣肘，彼此仇视，好让自己尽量远离冲突和矛盾的旋涡，在后面吃现成。
不过最后，他的办法终究没有成功，反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对此，吴王府这边的当事人，倒是没有太意外。在事后的报告里，卢卡就总结说，搜刮这种行为，并不是简单的“零成本获取收益”，而同样是有代价的。
哪怕用各种手段去嫁祸于人，代价也不会消失，只是被暂时拖延了。而且，这代价也像他欠的债务一样，是有利息要付的——这种利息，就是暂时不付代价的代价。
它会和本金一起，永远记录在天父的账簿上，越积越多。拖延的手法越成功、持续的时间越久，利息也就越高，直到最后，一起被强制支付掉。
这个说法听起来不像是银行家的话，倒像是个教士会说的那种神叨叨的发言，甚至和郭康天天念叨的那些警句差不多。然而这次，结果又确是如此，让大家也不知道如何反驳。
如果当初，伯爵只是简单粗暴地搜刮底层矿工，那么得罪的只有这一个群体，尚且可以和其他很多地方的暴动一样，借助亲戚、商会，乃至市民和农民的力量进行镇压。但他要钱要的太急，搜刮的程度过于酷烈，导致得罪了太多人。没有多久，就无法在本地抽调更多力量了。
而外来的力量，也是需要他付出代价的。他现在的处境，和当时刚开始规划工程的吴王府团队一样。最主要的需求，是让大家“相信”自己可以做成这个任务、可以给参与者带来汇报。
说到底，其他贵族的支援，以及奥格斯堡和慕尼黑等地商人们提供的金融借贷，都是需要他拿出一些“担保”来的。但讽刺的是，这时，他早已债台高筑，和那些被他设法搜刮的工匠一样，陷入了越工作、债务越高的境地。常规的担保物，已经不足以说服大家了。
更难堪的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他面对困境，因此开始越发对他的偿还能力表示担忧。再加上之前那几次倒霉的投资商的遭遇，让很多人对他这边望而却步。他领地上的农业产出本来就不行，矿产也已经被他玩烂了。如果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能提供给其他大贵族和大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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