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很快，郭康的忧虑，被证明是毫无必要的。
他还没有草拟好下一步的举措，主管招募的人就告诉他，前来报名的人，远远超出了预期。宣传了两个礼拜之后，下埃及各地，有一万多人来报名，说要志愿加入军团。
郭康一开始还挺高兴，于是找到军团里的熟人，准备多留一些士官，进行培训工作。
三十三军团那边，从军团长以下，有一堆他的亲戚和朋友。而条件合适的时候，郭康自己都忍不住想要“拼爹”。毕竟，关系多一点，很多时候确实很好用……
八军团的老兵，朝廷已经有了安排了。这个时候再去活动，要求留一些人，就有点越界了。而且，他在埃及，权力实际上是急速膨胀的。所以，郭康自己现在也不敢随便要人了。
一开始，他和脱欢一样，主要是挂个名，其实是为了来这边“实习”。但郭康虽然打仗水平一般，对付一些突发事件倒是很擅长。于是，为了应对瘟疫，在提前进行各种组织的过程中，他要管的范围越来越大。
脱欢一直亲自给他站台，朝廷中虽然有不少人不太相信他对瘟疫到来的预测和对抗瘟疫的保证，但也贯彻了立场，始终给他大力支持，因为朝廷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对埃及的各种资源和人力进行整编。这样，就算瘟疫没有发生，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实现加强管理的木板。
而要为了对抗瘟疫，就得以便尽可能高效地调度资源。一开始，大家其实都不太认真，但随着郭康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加入了进来，开始听从他的指令，组织参与更大的规划。因此，郭康实际掌握的“紧急权力”也越来越大，最后，不仅他作为临时达鲁花赤，监督各个部门的职能，在日益变成真正的管辖权力；其他各种单位，包括行省官府，和原本还是他上级的军团，也越来越成为他的下属机构。
而且，对抗瘟疫这件事，很大程度上，是郭康自己一意推动的。
平心而论，以官府目前掌握的知识和能力，恐怕是没有办法应对成功的。各级官员，都对此心知肚明。因为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不够，而是大家其实并不了解其中原理。
对抗瘟疫需要的种种措施，有一些，是官吏们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不少，大家并不知道为什么。之所以这么做，单纯就是郭康说什么，大家就跟着命令来。
但是，这项工程又非常繁琐，需要不少细致的地方。如果有所疏漏，甚至可能会导致全面崩盘。但大家都出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哪怕郭康紧急对一批人员进行了培训和讲解，情况也只是稍微缓解了一些。在很多时候，面对稍微超出手册的状况，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依然还是去找郭康本人询问——因为除了他，其他人基本上都搞不太清楚。而关系到瘟疫的问题，几乎每个细节都关乎人命。不管是出于解决问题的要求，还是官吏们对于承担责任的本能需要，大家都会觉得，还是找郭康自己最好。
因此，这次行动，郭康几乎是事无巨细，以一人之力，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责任的高度集中，也带来了权力的高度集中。整个埃及控制区，几乎都是围绕他在打转。
在行动之前，大家对于权力的向上集中，已经有所预期了。因为对抗瘟疫，所需要的各种准备，看起来其实就跟战争差不多，都是非常考验组织水平、纪律性和调度效率的。
然而，包括脱欢本人都没想到的是，罗马人的纪律性和埃及人的服从性，倒是很充足了，完全能满足郭康的要求——甚至让他觉得有点呆板和严格过度。组织方面，经过他的调整，也可以胜任。但在效率上，就没有什么办法，只能他自己一个个耳提面命了。
因此，权力最后确实向上集中了，但没有集中到行省衙门，而是完全集中到了郭康个人。郭康的精力实在满足不了需求的时候，随之膨胀的，也不是行省衙门的权力，而是郭康的助手们。
这些人并没有明确的官职，最初只是郭康临时组织起来帮忙的。因为实在顾不过来，所以他特意跳过官府的流程，找了一批对瘟疫理解能力更强、在执行时配合更好的年轻人。他们很多都是基层军官，甚至埃及的普通人，有些干脆就没有任何行政经验，但是人家就是在这方面学习更快。因此，他们的权力也随之水涨船高，甚至超越了官府和军团。
脱欢对此非常好奇，发现这个现象之后，还给其他人说，他们可能观察到了中原的上古时代，最初的中央政权，是如何超过既有的各个邦国，逐渐形成权威的过程。只不过当年是对抗洪水，而现在是对抗瘟疫。
至于目前这个情况，郭康在埃及，已经实质上“开府”了。不过，脱欢对此倒是不太在意，因为他很喜欢三国故事，一直觉得郭康是诸葛丞相那种人物，而他所做的事情，甚至有点逆天改命的意思了，属于诸葛丞相最后都没能做到的那种。既然如此，那他就模仿昭烈帝，让他去做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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