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阳伯府简朴而又不失威严，换在一年前还不是这样，只不过在皇帝力倡节俭，反复提及，并屡次批评教育那些用度奢侈之家，铺张浪费之举后，作为大汉有数的权臣之一，赵匡义自然也谨遵皇帝教诲，领会皇帝意图。
于是，广阳伯府的日常开销一下子减半，曾经那些张挂各处，展现权力、地位与富贵的金玉绸饰，都消失无踪。
除了权力与名位之外，赵匡义还是一个十分严谨克制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人，在生活作风这种小问题上，更不可能和某些人一般，逆着皇帝的意志来。
对于皇帝厉行节俭的举措，朝野之间当然一片称赞，这毕竟是政治正确的事。只不过他们背地里是怎么想的，就难与外人说了。
同时，依附于权贵们的那些奴仆、扈从，反倒是怨声一片，毕竟，他们的待遇肉眼可见地下降了。权贵们的奢侈享受，有很大一部分营养，实则是被寄生于他们身上府中的虫豸们吸取的。
当然，刘旸在生活作风上的提倡与约束，也不仅仅留于口头上，毕竟，连诏书制命都有人敢阳奉阴违，何况这种不致命的事情，该有的手段，刘旸也用尽了。
从雍熙元年秋开始，除了对一些权贵明确提出批评之外，刘旸也开始在人事上给这些人设阻，有皇城司、武德司的辅助，勋贵、官僚们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说全部摸清，总是有个脉络可循。
不听上意，那么今上就从他们最在意的地方去炮制，打他们利益核心，而正巧，从蜀乱爆发之后，朝廷便借机提出了一系列的吏治教育改革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清廉能干的官吏得到了提拔，相反，曾今那些不以为意甚至肆无忌惮者，则被贬、免、流“照顾”上。其中，有不少在税改大政下兴风作浪抑或玩忽职守乃至阳奉阴违者，都得到了惩戒。
在雍熙元年下半年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官、司法官、治安官再到监察官，在吏部尚书慕容德丰的主持下，罢免、替换、问罪官吏达五百余人，其中有近半都是各地、各署的头脑人物。
如此大力度的吏治整风，可是刘旸继位以来空前的大手笔，引得上下格外不适，甚至在行政上引起了不小的混乱，很多人都表示不满。
尤其是川蜀爆发大乱的情况，很多人都以此来劝谏、提醒刘旸，但刘旸却也同样的理由反驳回去，川蜀之乱正是给他们上上下下提了个醒，究其原因，正是吏治污浊所致。
朝廷若不引以为戒，即行整饬，难道要等到全国各地，边地烽烟，处处叛乱，再行挽救吗？
同时，刘旸还能摆出一大堆官吏失职、权贵犯罪、豪强猖獗的案例与证据，只是在政治上整风，已经是皇帝克制宽忍的结果了。
从河清之行，到川蜀叛乱，虽然样本不算多，但皇帝刘旸倒也勉强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当然不是土地矛盾、生产所有制上的根本问题。
而是，刘旸深刻地意识到，吏治不清，皇帝的权威不固，就别提什么改制改革，再实惠考虑再周全的政策，都别想落实好。你以为的治病良药，落到平民百姓身上可能就是要命的毒药。
也是基于此点认识，刘旸开始从“税改”的窠臼中摆脱出来，开始跨步前行，有力出击，真正从吏治着手，开始收权立威。而人事权，在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中，都是最核心的大权，刘旸当然要收到手中。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的，不是靠简单粗暴地免些官、换些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新上任的官员与前任一般，那也只是白费功夫，反而造成政局动荡。
因此，针对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由内外臣僚们上奏提出的“税改之弊”，刘旸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正意见，而这些根据实际问题、弊病提出来的政策意见，则在不断的完善之中逐渐形成刘旸的施政纲领。
总结的来说，就是“肃清吏治，加强监察，与民以惠，保证公平”。治政先治吏，安邦先安民，人治社会中以人治思想政策治国安民造成的问题，终寻求以人治的方式去解决。
这条路终点难说何方，最后也未必走得通，但随着刘旸抓住“重点”，至少眼下，是以一个稳健有力的步伐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前进。
雍熙元年的皇帝刘旸很辛苦，除了军国大事的处理，他将很多时间，都花费在官吏的考核教育上。
外放的朝官、进京戍职的地方官，从知县令长起，他每个人都要亲自接见，考察他们对履地政治民情的了解，听取他们的施政想法，同时交待他自己的用政理念。
皇帝都亲力亲为到这个地步了，自然是有效果的，正是在这样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之下，属于雍熙皇帝独有的权威自内而外开始建立，也是皇权也开始起步反击。
而地方上的官僚们，或许不会在意民间疾苦，但一定在意自己的权势与官帽子，皇帝也通过这场政治整风，让他们清醒得认识到，哪怕天高皇帝远，紫微城中的雍熙皇帝依旧是能掌控他们前途生死的人，不要失了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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