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那些女直部落，汉军、汉商足迹遍及之处，要么接受文明世界的“馈赠”与“善意”，要么就沉沦于深渊。
这样的局面，长久地维持下来，必然是会出现问题的，压迫带来反抗，便是对处于文明边缘的野蛮部落也是一般。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东的部族们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处于封闭的原始社会中，不说开眼开世界，对安东总归有一层新的认识。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部分人，在与汉人汉商的交流中，在意识方面出现了一定觉醒，不再愿意受汉人中间商的剥削，试图直接与购买者取得联系。
这样的过程，显然不是容易的，也必然伴随着狂涛巨澜，乃至腥风血雨。而能成功乘船抵达数千里外的上海港的人，都能用勇士来称赞之，要么就是气运逆天。
即便在各国航海者的眼里，这些愚蠢的野蛮人就是无知者无畏，那等破船也敢下海，还敢远航。但是，他们的货物，还是很受欢迎的，不管是各类皮货还是人参、鹿茸，在大汉市场上都是紧俏货色，基本用不着半天的功夫，所有货都被一扫而空。
并且，完全不带还价的，比起其余北方各地来船，下货可快得多。而交易双方，在完成交易后总是忍不住生出类似的感慨。
来自安东国的夷民会暗骂，可恶的奸商，竟然以压缩十数倍的价格收他们的毛皮，简直比山里的大虫还要凶狠；
而收货的商贾、货栈同样会是骂骂咧咧的，该死的奸商，竟敢哄抬十倍的价格出货，简直比河里的水蛭还要贪婪......
少了中间商赚差价，双方都满意了，喜笑颜开，而作为第三方的那些安东行商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幕的心情，那是可想而知的。甚至就连这一次他们带到江南的皮货、人参，可能都不好意思再喊过高的价了。
虽然只要出货，依旧是赚的，但是没能赚得更多，那就是亏，于是，有几家常年跑“率宾府—秀州（苏州）”这条航线的安东大商联合在一起，就此事进行商谈。
此前，在北方就已经有夷民避过他们的网络，私自到辽东边市、率宾府卖货，但规模都不大，并且那些货最终很大可能还是落到他们手里，提的价格也就当是给这些夷民的“运费”，因此还不值得过度注意。
但如今不同了，竟然让这些蛮夷鼓捣出船来，还一路跑通航线，钻到江南来了，这如何能忍，这不是在“偷”他们的钱吗？不管在安东，还是到大汉，商税可都不轻，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若不加制止，长此以往，这条财路岂不是断了，安东能打的也就这几样商品，绝对不能放纵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夷！
于是，一场由商业利益驱动的，针对安东国东部山海地区蛮夷的打击计划，由此开了个头......
从后续的发展看，这绝对是大汉商业史上的一次“经典操作”，虽然并不是发生在南洋地区那般远的地方，但依旧是对大汉几十年拓殖运动的一次深刻诠释。
就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安东东部蛮夷部族，被破家灭族者，达上百家，几万人沦为苦力，安东王府则趁势以极小的代价，提高了对东部临海地区的开拓度，安东国内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而以安东贵族为核心，官商为羽翼，进一步统一了安东国内商品资源。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境内夷部、乃至汉民的剥削上，只是后者作为真国民，相对较轻罢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进一步提升对国内掌控力的同时，安东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在加重，来自部族民的反抗活动也在不断增加，但都在安东王刘文渊的强力或者说残酷打击下，灰飞烟灭，发展到后期，安东有许多世居当地的部族，彻底消失了......
——
安东国内未来的风云暂不多表，回到上海港，有来者，自然也有去者。在北方客商不断南来的同时，从春夏之际自南面北来的商船，在交易完成，备好货物后，也陆续拔锚起航，准备顺着季风踏上回归的旅途。
这些商船之中，除了汉人之外，以南洋封国以及天竺、大食人居多。至于曾经也算南洋航线上主角的土着商队，也在大汉对南洋诸岛的分封过程中成为了过去式，要么成为汉族的附庸，要么直接破灭，或者沦为海盗。
最值一提的，或许还得是大食商人了，即便发生了残酷的“广州之变”，但在几年后的雍熙朝，他们又陆陆续续地从金洲海峡穿过，经良平港周转北上，到大汉本土来做生意。
没办法，利益的诱惑实在不浅，精美的丝绸、瓷器，畅销的茶叶，只要拉回去，就能行销整个中西方世界，赚取海量的利润。
因此，不管大汉在宗教政策上有多严格，对外来宗教态度有多恶劣，他们还是劈波斩浪地来了。
最多，到东方之后，去掉头饰，藏起信仰，对于跑船的大食商人来说，还是金钱与利益更亲切些。更何况，那位传说中的掌握着世间生死伟力的“暴君”已经驾崩了，新继位的可是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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