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便是这本《文苑英华》，与前两者，合称开宝时代“三大部书”。
《文苑英华》最早成书于开宝晚期，不过当时诗文记载只到唐末，不过等刘旸继位之后，又下令增纂，将“三代十国”到高祖、世祖期间的优秀诗文一并录入，到去年初方才成书。
对诗文，刘旸并没有太多研究，他从小学的，都是怎么治国理政、怎么当太子半君的实用学问，不过，并不妨碍他翻阅，也算是对李太傅的追怀。
不过，翻了翻，刘旸却发现问题了，抬眼问时候在身边的内阁学士王旦：“为何不见太傅的诗文？”
对于此事，王旦显然知情，道：“禀陛下，李公谦怀，以自己才学不足，诗词庸俗，难登大雅之堂，更不敢与先人并列，因此拒绝在《文苑英华》上登载诗文......”
听到这样的解释，刘旸却摇了摇头，道：“太傅自谦是一回事，然若太傅诗文都不录入，让其他人情何以堪？将太傅的诗文也添补上吧，否则，岂不显得我大汉无人，不能与唐相列？”
“陛下所言甚是！”王旦当即应道。
沉吟了下，王旦主动拱手道：“陛下，还有一事，请陛下示下！”
“讲！”
王旦道：“太傅薨后，《世祖实录》之编纂，还需另择人主持！”
《世祖实录》，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本怎样的书籍了，当然，一直是在编写的，只不过世祖在世时，总是多些顾忌，因此，刘旸登基后，关于《世祖实录》的整理编写，也提上了日程。
要知道，世祖统治了大汉整整四十五年，这么漫长而稳定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事，各种记载也浩如烟海，即便有一份已经写了几十年“草稿”，但要将之汇编成书，需要耗费的时间、人力、财力也是巨大的。
这件事，还是由李昉作为总编，主持把控进度，但到死，还未成书......
对于《世祖实录》的编纂，刘旸当然也是格外重视的，在他的眼里，世祖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他学习了。如今，已然无法言传身教，就只能在历史的记忆里，去总结揣摩了。
因此，只稍加考虑，便吩咐道：“以集贤殿大学士柴禹锡为《实录》总编，另赐内阁大学士，御前顾问！”
“是！”
进入雍熙时代后，大汉帝国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文化盛世，这是由皇帝的好恶决定的。世祖皇帝虽然尊重文臣，尊重学问，但对于传统士林总是带有一种鄙夷的态度，而且常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作为与政策。有的时候，甚至让人不敢说话。
相比之下，刘旸就要宽和多了，即便他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但还能维持一个体面，对传统士林至少有个“公正”的态度。
这，也是雍熙皇帝比世祖皇帝名声要好的原因。再加上，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的活力，清明的政治，也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大繁荣。
从雍熙三年起，另一本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也开始编纂了，垂垂老矣的内阁大学士徐铉，仍撑着一把老骨头，挂着总编衔。
不只是编书这种政策性活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在京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极其明显的变化，各类诗词文章多了，各种文会多了，更重要的是内容，不只是风花雪月，歌颂盛世，敢于议政，且言之有物的也多了......这些，在世祖时代，是很难出现的，即便有，也多隐晦，除非是像柳开、王禹偁那般走务实求是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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