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刘文济二请赵王刘昉出山，仍为其所拒，又邀掌管宗正的燕王刘昭，不出意外，刘昭也选择婉拒。二王悉拒，不得已之下，刘文济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人了。
世祖诸子，除了赵、燕两大亲王之外，在京的只剩蜀王刘晅以及许昌王刘曜了，最终，在一翻考察之后，刘文济敲定以许昌王刘曜入政事堂，拜中书令，同时监管理藩院，除了平衡朝局之外，主要搞外交，尤其是与四方封国、藩属之间的交往联系。
“安东事件”仍未调查清楚，但不论真假如何，都给了刘文济一个警醒。随着这一年加强对各藩国的关注，获取众多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之后，刘文济也意识到，血脉相连的帝国与诸封国交流频繁，但正在往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
这种趋势，作为中央帝国的皇帝，刘文济心中很膈应，那是一种事务脱离掌控的不适感，但是面对这种趋势，他又不得不冷静下来，审慎分析，理性对待。
封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域外封国，却仍是一个新鲜事务，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相处，若宥于旧眼光、老故事，必然会出问题。
安东国状况不断，就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征兆与体现了。事实上，刘文济心中也清楚，中央帝国与诸大小封国之间关系往来，必需有一套更实际、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规则办法，使之走向正常化，否则，只会在越来越多的矛盾与拉扯中，渐行渐远。
地域上的距离，本就让世祖之后皇室宗亲间的情分难以长期保留，利益二字或许冰冷，但对双方而言，却可以让各自冷静理性地对待双方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份关系的发展走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以帝国中央的意志为主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刘文济对许昌王刘曜的委任，是寄予厚望的，实权也很重，同时，刘曜的年纪（比刘文济还小五岁）足以陪他一起构建一套更进一步的新宗藩体系。
当刘曜向刘文济汇报安南王刘文涣之薨时，也是一次对尚在形成中的“新宗藩体系”的实践机会。不过在此之前，礼节人情还是要先讲的。
回京夺位失败后，刘文涣于端拱元年初夏，便再次黯然离京，南归封国。在途中，就染上了肺疾，回到安南，久治不愈，终于三年春离世。
刘文涣的一生，多少带着些悲情色彩，他出身高贵，才智不凡，胸怀大志，或有孤傲之时，少有松懈之日。少年时期，是世祖疼爱的千里马，青年时期也是太宗寄予厚望的皇长子，只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遇人不淑，宏图大志，尽成一空。
当然，刘文济这个对手对他的影响，比表面呈现的要大得多。虽然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直接面临竞争，但一出手，就直接踩着他的肩膀登上至尊之位。
悲情固然难免，但堂堂的安南王，也难让人同情，因为天下没什么有资格去同情他。人生最后的一年多，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大抵也是刘文涣活得最清醒、最从容的一段时光了。
临死之前，刘文涣还将后事安排好了，立四子刘继丹为嗣，继承王位，同时以王后刘娥监国。刘文涣一共有四个儿子，常妃所生的刘继元、刘继初，毫无疑问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列。
剩下的只能从三子刘继诚与四子刘继丹中挑选，二人年纪都不大，一个十四，一个十一，最终选择了刘继丹，因为他无母，王后刘娥的枕边风厉害。在刘文涣养病的这段时间里，安南国很多事务，实则就是刘娥在帮忙处置，并且处置得不错，优秀的政治能力让刘文涣意外之余，也促使他做出了最终关乎安南国命运的决定。
而依封国制，刘文涣的这些安排，还需上表京城，请中枢朝廷确认，批复授册，遣使宣告之后，方具备法律效力。
为此事，刘文济还专门召集政事堂诸宰，举行了一场廷议，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倒也没有太大意见，安南王的决定总还是要尊重一二。唯一的异议，只在王后刘娥监国的问题上，经历了慕容太后干政甚至仍在经历着的大汉宰相们，对“牝鸡司晨”这种情况格外看不惯。
然而，仔细斟酌下来，却又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办法，总不能把安南这样的“大国”，直接交给一个11岁的娃娃吧，再不乐意，也只能捏着鼻子先认了，等刘继丹长大，再作区处。
寇准对安南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单独面圣时，向刘文济提出另外一个处置办法，将安南国收回，重归中央直辖。然而可以想象的，刘文济断然否决，分家容易，合家难。即便不考虑其他影响，刘文济不能不顾虑世祖、太宗分封之政的强大影响力，这份影响来源于诸多既得利益者的强力维护。
最终决定，照准安南所表，以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加安南宣慰使衔，南下交趾，代表朝廷进行抚慰，立新王，授金册。
这同样是打破常规的一个举措，因为按照最初的制度，封国王位世袭，新王需要亲自到京城接受册封。这种做法，体现的是制定此等规矩的世祖皇帝的强势掌控之心，但在端拱三年，显然早已不合时宜，因而做出一些顺势的改变，也是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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