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大量的作战物资也自东京，向邺都那边运输，用船运，走汴水入大河行进。事实上，东京距离邺都的距离并不算远，有水运支撑，若配合作战，真正需要调用的民力，并不算多。
此次所用兵马，除了先期北调的兴捷军之外，余者基本以整编的“杂兵”为主，用去对付杜重威。汉廷的这种安排，往深了想，有点“阴谋”的味道。
邺都那边，朝廷使者将那封“关键”的书信递给杜重威，结果不言而喻，直接急眼，怒喝一句“朝廷欺我太甚”，随后便亮明旗帜，叛乱。没有将使者杀死，还放其归朝，给朝廷回复，扬言迟早要打入东京。
抱有必死之心而侥然得生的使者没有发现，在看到那封信时，杜重威的表情变化，愕然，嘲弄，愤怒，决绝。
随着东京与邺都方面彻底撕破面皮，战争英的开始笼罩在黄河两岸上空，天下的人目光都汇聚到魏博那边。
叛乱——平叛，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才是立国之初，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来上这么一回，刘家凭什么坐稳中原江山，而刘汉王朝究竟有多少斤两，就看“讨杜”之战打得如何了。若是能迅速扑灭之，那么一切都好说，否则，有的是苦头吃。
八月秋高，汴河两岸，黄菊盛开，空中弥漫着的桂花陈香，沁入开封城垣，给东京的士民们带去一丝柔和。
渡头上，又是十余艘船，扬帆北上，竖起的旗号与船上守备的禁军，透露着那是公船。船上装载的，除了粮食、军械之外，都是新赶制的一批被服、鞋袜、雨具等军需物资。
自“讨杜战争”开始后，除了官坊之外，东京城中的各类大小作坊，纷纷开工，不过是在官府的调控，甚至“勒令”下，赶制军需，售与官府。并且，价格被压得很低，获利并不多。
只是官府在调控，纵使积极性不高，也不敢违逆，否则，自有兵丁、衙差上门，强征。当然，若是配合着，倒也相安无事，或许赚不了多少，但总归有些收获。
这些事，自然是三司使王章搞出来的，初闻之，刘承佑觉得其敛聚过苛。然而深入了解一下，刘承佑却没有多发表什么意见，当然，说了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既逢战事，一切都得为战争让步，朝廷没有临时加税，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王章也不容易，为了支撑魏博的战事，他也是绞尽脑汁了。即便各种省，国库之用也是如流水一般消耗，打仗，苦的真的是一大片人。
渡头上，刚刚卸完一船货的几名脚夫聚在一块儿，小作休息。其中一人张望着离岸朝西北方向驶去的船队，议论道：“这已经是第十一批了。”
“听说广晋府那边战事进展不顺利，朝廷的兵马还没有拿下邺都。”另外一人，小声地说。
“朝廷打得怎么样，与我等何关，只要别短我们的工钱。只盼呐，今日米面，别再上涨了。”一名面色黝黄的汉子，瓮声道。
对面一个清瘦的小个子则摇摇头：“有魏王与周王两位殿下在，应该不至于此。”
凡战事起，物资匮乏，物价上扬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总是少不了那些囤积居奇者。这段时间，刘承训的开封府与刘承佑的巡检司联合执法，打击奸商，平抑粮价。然后发现，打击了粮商，自各地输送入东京的粮食数量锐减，对粮价并没有做到有效的遏制，仍旧居高不下。
官府的粮食也不多，然漕运废弛，输入米粮有限，且还有着重供养朝廷与支持作战，流通与民用的，终究是少数。
没有办法，只能无奈得放松打压，只是在价格上划了一条红线，给了那些粮食掮客与商人以利润空间。毕竟粮价再高，总归比饿肚子好。而这件事，也给刘承佑提了两个醒，一为官仓储粮，二为漕运。
“官府能靠得住？”一人忍不住抱怨道：“那魏王殿下倒是仁善，平抑冤屈。那周王，吓人呐！”
“要我说，周王殿下还算明理，巡检司的士兵不敢太过放肆，要是撞到侍卫亲军的那些军头手中，能活命都是运气......”
“你不要命了！”听两人越聊越开，黄脸汉子紧张地呵斥道，其二人赶紧住声。
为了保证京城的稳定，这段时间以来，朝廷再度加严了对开封的管控。而在开封城中，有三个衙门对坊市治安拥有执法权，刘承训的开封府，刘承佑的巡检司，以及史宏肇的侍卫司。
三方共管，权责不清，而三方的行事风格也截然不同。刘承训为政以德，宽仁和善，喜亲力亲为，以服人为主，纵有伏法者，也多称道之；刘承佑一如既往，巡检从法，执法从严，但严而有理，且一视同仁，巡检吏卒有作奸者，罪加一等重处；只有史宏肇那边，突出一个狠厉，侍卫军吏，巡视街巷，但见有“异”者，先捉而察之，察之不清，便拿回侍卫司狱拷问，京中百姓，畏之如恶虎。
因为这等事，刘承训还与史宏肇争执过，被那武夫气得不轻，差点没再病倒。而刘知远，纵有耳闻，也只是囫囵处置，小小地警示了史宏肇一番，让他收敛。据说，皇帝刘知远对史宏肇“乱世重典”的思想，很是认同。只要东京不乱，一切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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