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春的东京，万花烂漫，牡丹芍药盛开，春花的芬芳隐隐弥漫全城。近两月以来，汉帝以及朝廷的工作重心，仍在川蜀三道安治上。
大批行政、监察官吏从中央及地方调入蜀中，广布政制。蜀民的外迁，持续进行中，到三月为至，已有蜀士人、贫民户迁入湖南。参与了叛乱的蜀地方豪强、俘虏，也随同北调的军队，向西北地区迁徙，落实移民实边的政令，主要以陇西地区的渗透为主。
按照政事堂的计划，将北迁蜀民二十万，以裹乱的叛贼俘虏为主，辅以一部分贫苦农民，再加上原蜀卒。待到计划完成，别的不说，大汉朝廷对川蜀的统治隐患，将大幅度减小。
北迁之民，一律实行半军事化组织管理，均田垦殖，筑堡团聚，不设乡村，以百户为团，从属于遍地各军使，置耆长三员管理，基本由平蜀的有功低级军官担任。
仔细想想，这似乎又子开历史的“倒车”，如此安排，等于变相了给了军使们一定的行政权力。但是，边地情况复杂，想要加强对那薄弱地区的掌控，不得不因地因情而制宜权变。
当了这么多年皇帝，刘承佑对于许多统治制度的认识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就唐朝那为人所诟病的藩镇节度制度来讲，设立之初，初衷绝对是好的，便于边地的管理，边患的扼制，军政命令的通达，只是缺少了制衡、监察，并逐渐失控，以导致遗祸无穷。
刘承佑对于西北故地的野心与欲望，已经可以用昭然若揭来形容了，而如欲开拓西进，收复故土，巩固边地，对于西陲州县的军政，他就不得不松一松束缚。
把边州像腹地州县那样搞，同样会出问题的，另一个时空的大宋在时刻警醒着刘承佑。而为了减小抑或压制隐患，他能做的，只能在监察以及财税上多费心思了。
事实上，只要朝廷权威足够，拥有着强大的实力，一切都不是问题。然只要皇帝昏庸了，朝政混乱了，没有藩镇之祸，边军之害，也会有其他乱事。
是故，刘承佑并不怕开“倒车”。
时间是最好的镇定剂，经过了长达半年的了波折，朝廷对蜀地的统治，可以说基本稳固了。二月的时候，以全师雄、王中孚、句中正为代表的一干蜀国旧僚来到京城，刘承佑亲自接见他们，这些都是有一定名望及治才的人，得到刘承佑褒奖，后迅速遣归川蜀三道，任道州大吏。治蜀，仍需蜀中人才的帮助。
包括当年在汉军进取汉中时，在西县被俘的蜀军主帅李廷珪，也被刘承佑记起。此君当年兵败之时，持剑悬而不决，终未能狠下心自刎，竟成一时笑柄。不过自古艰难唯一死，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作为统领蜀国大军北抗大汉多时的主帅，被押赴东京后，倒也没有受到折辱。刘承佑了解过此人，实则不算庸碌，官声也还不算不错，比起成都一干奢侈享受的官僚勋贵，可算一股清流。
似降将韩继勋，在蜀连战连败，在汉则屡建战功，是故，不能片面地去看一个人的才干如何。李廷珪亦然，通盘其在北面抵御汉军的表现，除了王昭远的一些遥控指挥外，他所做的对敌决策，并没有太多疏漏。但是，很多时候，正确也只是相对正确，大势所趋，不论如何挣扎，最后还是一败涂地。
当年受到刘承佑接见时，李廷珪的态度还算恭顺，但当刘承佑问他愿不愿意为大汉效力之时，沉默以对。后来回道，孟氏父子对他有恩，他率大军丧师失地，不能死节，已是惭愧无地，岂敢再受大汉俸禄。
对其回答，刘承佑呵呵一笑，却也没有为难他，赏了他一些钱帛，让他在东京住下，不许离开开封范围。到去岁汉师灭蜀，孟昶投降，举族来归，刘承佑又接见李廷珪，这下，都不加多言，此人便主动识趣地表示愿意为大汉效力，刘承佑即以他知渝州府。
另外一人，就是王昭远了，对于这个“大名鼎鼎”蜀中小诸葛，在押赴东京后，刘承佑抱有极大的兴趣接见他，并与他重新推演汉军平蜀之役。
这王昭远也算是一妙人，还真有些不服气，一直觉得自己非战之罪，在刘承佑面前也能放得开，谈其兵略，也是滔滔不绝。
接触下来就发现了，这王昭远果非凡人，对国家战略、军事战术、用兵之法，说得是头头是道，理论知识十分深厚扎实。然而问题就是，太过于想当然，很多事情，都是不察细况，就凭着主观想象，张口便来。总得来说，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太夸夸而谈。
综合王昭远在利州的指挥表现，再从他的角度听他描述，可以发现，他的很多判断与决定，都有他的理由，并且挺有说服力，只是战场形势的变化，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以致他做什么，错什么。
战机瞬息万变，于将帅而言，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与对战机的捕捉能力，比那些记在书册上的兵法要重要的多。名将都是历练出来的，王昭远一无治军威望，二无作战经验，凡事自我自负，哪里能是身经百战的汉军将帅们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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