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入冬之前，大汉朝廷主要忙碌于四件大事。
其一，关于齐州水灾的善后事宜，有一片处置周到、救济及时的官员得到了封赏与提拔，同样也有不少州县官员，因之罢官免职，乃至下狱问罪。
黄河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威胁了，破坏力强大，每决口，总是给官民造成重大损失。这些年每听到沿河州县报上的大小水患水灾，朝廷都不由紧张起来。官方统计，自大汉开国以来，在黄河中下游，发生的大小水灾，就达三十六次，其中只有四年完全无事。
对于黄河水患，朝廷的重视程度也在日渐提高，甚至已经费了不少人物力，进行河道清淤疏浚，堤防加固。而负责水务的大臣，前后更派出去不少，包括王朴、雍王刘承勋以及昌黎王慕容彦超。近几年，慕容彦超更是带着一批水务专家，四处巡视水文，筹谋治理方案。然而，总是治标不治本。
为水患问题，朝廷也开了好几次专项会议，并发明诏集思广益，同样也没能议出个根治的办法。
下面的官员倒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说堵不如疏，当效仿大禹治水，开挖沟渠，变更河道，用以行洪泄洪。
这个思路听起来也是不错的，毕竟连大禹都抬出来了，然而却遭到了包括魏仁溥在内的一干重臣的反对。
毕竟，黄河水道要是真那么容易就变更，也不会成为历代王朝的一个痼疾。刘皇帝是有些心动的，觉得构思不错，堵不如疏确实是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却也不盲目。
因为在刘皇帝的印象中，黄河改道，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轻易不可为。并且，这种事情，还是需要做详细的调查，周密的准备，论证可行性之后，才好施行，还要考虑人物力的投入。
在此之前，对黄河的治理，还是只能老一套，清淤、固堤，再多植树木。然而，南道河床过高，堤岸也越筑高，几乎已是地上河，这也是最让人感心惊肉跳的。哪怕清道，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实上，改道真的是个不错的办法，只是不能像北宋时期那样不顾实际、看图划线，瞎改乱改......
不过，有一点，是开宝年来，朝廷在推动的，那就是对黄河水系的梳理上，河水北流，刘皇帝甚至有萌生过把“京杭运河”开凿出来的想法。
黄河的治理，非一时之功，甚至非一世之功，可以想见，会贯穿刘皇帝的整个统治时期，乃至整个大汉帝国时代，还有得头疼了。
除了水患这种长期扰人的事情之外，便是太子刘旸成婚了，这可是朝廷的大事，涉及到国本的事情，岂能不重大，政治意义尤其突出。
相较于当初皇长子刘煦成亲，对太子婚礼的操办，显然要更加隆重，规格更不可相提并论，毕竟是储君成亲，迎娶太子妃。
婚礼都是在崇元殿上举行的，内外公卿大臣一齐相贺，为此还专门让翰林、学士及文才们，写了大量的诗词文章，以作祝贺。
太子与其他皇子之间地位上的差距，十分明显，刘皇帝也完全体现了他对刘旸的重视。太子的地位，愈加稳固了。
首先皇帝看重，其次宫内有皇后，宫外有符家、慕容家，这种陪着，几乎难以动摇。
另一方面，与太子结上亲，也使得慕容家族在朝中因卫国公慕容延钊之死而滑落的地位，重新巩固了。
婚后，刘旸仍旧以太子的身份呢听政于广政殿，但可以负责具体事务，一应军政诏制的审核工作，都由他主持，算是把门下的职能划给他了。
与此同时，刘曦、刘昉这两兄弟，也正式出任官职，刘曦到太仆寺任副职，刘昉到兵部，在南北用兵的后勤事务上打下手。
剩下两件大事，无外乎南北用兵事宜，北边大张旗鼓，南面则悄悄摸摸。
对定难军，朝廷准备多年，此番意志更是坚决，定要一举解决这个帝国内部的隐患，妨碍军政统一的最后一颗绊脚石。
事实上，从李彝殷病故的消息传开后，夏绥地区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或许是，苟延残喘多年，锻造了一根敏感的神经，李光睿当时就有所预感。一种朝廷迫害李彝殷，使先公含恨而终的说法在定难军内部蔓延，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复仇的声音。
对于朝廷相召，进京扶棺治丧的诏令，李光睿自然不会乖乖地听令，其父殷鉴在前，他可不会上当，权当没听过。
同时，李光睿也是真正意识到了，此番不同往常，从朝廷透出的风，就明显不同寻常。当杨业远赴西北时，李光睿也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
一时间，夏绥地区陷入了多年未有的紧张，人来人往，阴谋算计，层出不穷。有些手段，或许俗套，但往往管用，在蛊惑人心之上，李光睿还真有几分能耐，将定难军上下，成功地凝聚到一起，打出的口号也很明确，保卫夏州祖地。
在杨业抵达延州，汉军积极调动，直指夏州之时，定难军同样在努力调度，准备应对事宜。然而，两方之间，强弱形势，力量对比，可谓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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