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二十一年盛夏悄然降临，只不过，今年的夏季，今年的夏季，显得温和而从容，让人感觉不到多少炎意，东京不论是达官贵族还是市井小民，都享受着一份惬意。
当然，这份享受的代价却是严重的，包括钦天监、户部农科以及朝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都在上表示警，气候有异。
各地的官府及农官，也都上表陈情，说今年粮食可能歉收，这不得不让朝廷重视，因为从过去几年各类粮食的出产入库统计，可以明显地发现，整体水平，是在逐年下降的。
而大汉人口又在不断增多，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受到粮食压力的朝廷，又再度笼罩在那抹阴影之下。
在这方面，不得不重视，政事堂也降下了严令，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粮食歉收，那就要做好赈灾准备，以免出现饥荒。
大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家底，还是十分丰厚的，尤其是最近十年，更是一段黄金发展时期，全国各地的仓储，基本都处于满仓的状态，户部甚至已经开始对陈粮腐米进行清理更换，当然，又闹出了一些贪腐弊桉，也顺便清理了一批蠹虫。
即便有足够的底气，也不免让中枢的当权者们劳心伤神，毕竟，仅在这还没有结束的开宝二十一年上半年，大汉就不怎么安宁。
当然，内部矛盾，尤其官场上贪腐经过去年的清洗，得到了一定缓解，上层的肉食者们安分了一些，收敛了一些，低调了一些。
对于各地行政上的一些弊端，也开始着手解决，逐步缓和。但是，战争却像一个幽灵，盘旋在大汉上空，带有强烈的不确定性，祸福难料。
不只榆林在平叛，西域在大动干戈，云南道又起反复，安南以及被灭国的占城土着也起了抗争，安东方面，以蒙兀室韦为主北室韦人开始南迁西进，侵犯安东境，刘煦也遣兵征讨驱逐，当然，漠北的契丹人也感受到了威胁，同样发兵东征，再度有扩张之象。
在南洋，酝酿多时，对三佛齐国的讨伐也终于展开了，由安南都指挥使率领海陆军两万余人南下。
由于此前的出众表现，郭良平不只依旧统率着安南舰队，刘皇帝还让他兼任安南都指挥使的职位，就是方便他统领海陆军队，进攻三佛齐。
对于这四面拱火的情况，朝廷内部争议很大，就是赵普也明确反对，虽然除了西域，都是些小打小闹，但保守的力量无处不在，也形成了一种比较大的声音，但最终都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有的事，不得不做。李继迁之叛就不必提了，那属于内部叛乱，是必须以雷霆手段剿灭镇压，震慑那些逆乱分子，这属于政治正确，谁敢劝阻，就是自绝于刘皇帝，自绝于大汉朝廷。
至于打黑汗，在刘皇帝看来，你不去打他，他也会来打你，与其被动受侮，不若主动出击。更何况，拿下黑汗，对于大汉而言，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至少东西贸易通道上能够减少一个危险贪婪的吸血者。
唯一值得商榷的，大概是对三佛齐的战事，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属于大汉这边主动挑事，其中反应出的是大汉海上贸易的扩张性，是为了维护南洋航道与贸易通道的安全，体现的也是一部分海军将士的进攻意志。
哪怕就冲这一点，对郭良平为首的一些海军将领的要求，刘皇帝也要支持。何况，打一个看似强大，实则还是土着势力的三佛齐，刘皇帝也不觉有什么困难，出一偏师，只怕比之当年教训高丽还要轻松。而三佛齐三番两次拒绝朝廷的“善意”，这是不顺从的表现，也该予以教训。
至于安东那边室韦人的迁移入侵，就更不足为道，可以看作是土着蛮人的骚乱，安东都督府自己解决即可，倒也无关大局。
只是，当这些情况综合起来，一起呈现在中枢大臣桉头时，就不免感到担忧与为难了。
大汉建国已经三十五年，在这三十五年中，文治武功上的建树都值得称道，而挺过了这三十五年，上上下下对国家的认同也已经形成，政治上的平稳，经济上的繁荣，似乎也证明了，大汉不会是一个短命王朝，这足以让人安心。
但伴随着的，是以贵族官僚为主的保守势力的抬升，保守意识的加强，历史的惯性让他们在队内事务上，为了帝国的稳固，为了阶级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吝一切手段去维护。
而在对外事务上，就不可避免地，做一些看起来更加稳妥、安全的选择。海外贸易的兴起，确实让一部分新兴阶层抬头崛起，但那仍旧是少数。
大汉的基本盘已经够大了，内部的资源也足够让绝大多数的上层阶级吃饱喝足，因此，他们习惯性地偏向于把内部经营好，而不愿意贸然扩张，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
不论是西征还是南下，都体现着刘皇帝的意志，在这方面，刘皇帝就是一个少数派。
当然，保守势力的考虑也是有依据的，最近的教训，盯着李隆基就行了。当然，没人敢把刘皇帝比作李隆基，但观近些年朝廷内外的形势变化，把赵普当作李林甫的人却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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