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
朱树人坐镇重庆，由方孔炤、张煌言继续西进，在成都平原上与张献忠的最后决战，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是看不出多少决定性进展的。
既然要大迂回包抄，严密布局毕其功于一役，就不能嫌准备工作慢，耗时久。
就算最后打出一个初步结果，考虑到四川地区的地理闭塞，甚至还可能有朱树人的故意拖延汇报，再多花一个多月时间，消息才能汇报到北京，那也是不奇怪的。
所以这么粗略估算一下，可能到崇祯十六年五月份为止，身在京城的崇祯，都会对四川地区的近况知之甚少，如同打rts游戏蒙上了一层战略迷雾，视野都没探开。
而这几个月的时间差，也足以让四川以外的世界，发生太多变故了。
负责回京汇报的王公公，二月十五左右从重庆出发，他还算勤勉，想把重庆和泸州等地光复的好消息尽快向陛下报喜，所以只走了半个月，就回到了京城。
这已经是非常勤勉了，得日行二三百里。跟换马不换人的六百里加急专业信使相比，都能达到后者四成的速度。
三月初二这天抵达京城后，他马不停蹄入宫，先跟义父王承恩汇报了一番。
这位王公公其实也不比王承恩年轻多少，他自己也三四十岁了。但作为宦官，认干爹根本不在乎年纪，别说王承恩好歹还比他大点，就算两人同龄，认干爹都是有的。
王承恩得知了四川的最新情况，知道重庆在朱树人出兵后短短半个月内已经拿回，后续则是因为要做个完善点的局、彻底灭了张献忠，这才拖沓，他心里也是安稳了不少。
义父子之间密谈了许久，把来龙去脉梳理清楚，王承恩也想好了该怎么向崇祯汇报、请示，这才前去面君。
与此同时，崇祯显然不止监军宦官这一条军情信息渠道，宦官回来的同时，兵部尚书陈新甲那边，差不多也是前后脚得到了正式的官方消息。
所以王承恩去禀报的时候，陈新甲也同一天向崇祯奏报了西南战事，
两人在面君之前，还自然而然交流了一下——毕竟陈新甲面君，还是需要王承恩通传的嘛。
只不过陈新甲那边事情更多，如今大明至少有另外两处战场，情况都比四川更棘手，所以收复重庆、试图包围成都，在陈新甲的奏报中，优先级只能排到第三。
这另外两场战斗，第一场自然是始终在山西河东盆地、以及对岸洛阳、陕州一带的李自成与孙传庭的厮杀。
第二场，则是崇祯十六年开春后，再次入寇的建奴鞑子及其科尔沁蒙古仆从军。
孙传庭与李自成的战斗，那肯定是不死不休的。目前看来，在有第三方抽出手来介入这一战场、打破僵局之前，孙李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陈新甲的奏报，当然要尽量给孙传庭粉饰，只要没输就算赢，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崇祯估计也看不到孙传庭的噩耗。
建奴扣关的战斗，则相对胜负明朗一些——毫无疑问，如今崇祯控制的大明九边军队，铁定是干不过鞑子了。
毕竟一年半前、十三万九边精锐尚在的时候，洪承畴都干不过鞑子。如今这十三万精锐被洪承畴送掉至少八九万，只剩下四五万逃回来，对面还多得了洪承畴这个带路的，剩下的人怎么打得过？
要不是朱树人去年通过郑成功稍微开了点小挂，把本该覆灭的八总兵，捞了两个回来，也多救了小两万兵马回来，崇祯连这最后的四五万人都剩不下，
最多只能剩下吴三桂直属的两三万关宁军老兵，加上当时守关没有出战的二线部队。（历史上松锦大战打完后，崇祯在辽地基本上也就只剩这么点家底了）
建奴原本应该是崇祯十五年秋就扣关进犯、然后被焦头烂额的陈新甲秘密建议崇祯寻求议和才稳住。
如今也算是蝴蝶效应了，因为在崇祯十五年春夏之交、张名振郑成功那一波，干掉了鞑子一个汉军旗，还导致另外两个满人旗各自被歼灭了一两个甲喇，所以黄台吉在崇祯十五年秋才没聚集起力量扣关，选择了多休养生息一两个月回回状态。
只不过，秋冬之际，多休息一两个月后，往往就错过了季节窗口期，九月份之前没能扣关，随着后来隆冬降临，大雪纷飞，关外的严酷极寒环境实在是不宜用兵，八旗军队也得猫冬，于是就一二添作五，一直休整到了今年二月春耕自后，黄台吉才有所动作。
如今是三月上旬，关外黄台吉已经动兵一个月了，明军在这一个月里又打了两场败仗。
首先是吴三桂在山海关外的一切据点，至此终于全部失守。去年捡回一条命的李辅明，也在坚守不敌时再次身负重伤，被残部骑兵部曲护送着突围逃回山海关，
去年从塔山杏山突围出来的久战明军，也再次被歼灭了数千之多，击溃逃回更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并非远在四川的朱树人可以改变。
只能说，还是怪朱树人位卑无力来忧国，他倒是想忧，但国不给他这个通盘掌握全局的机会，他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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