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一个深层原因是想借此机会富国强兵，恢复汉昌故土，大定重文轻武的国家氛围导致了军队的孱弱，在与辽燕、西宁的战争中处于劣势。皇帝在变法初见成效便对外用兵就体现了这一点。这又与司马光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司马光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孔子曾经说过：“远人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司马光的思想便与之相似，对敢于开疆扩土的君王反而会因为穷兵黩武的而受到批评。
特别是对屡次出击匈奴的汉武帝。司马光只看到了武帝因为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国家人口锐减，国库空虚，却没有看到匈奴在汉朝初期对中原的威胁，哪怕是汉朝统治者与匈奴和亲的情况下，依旧连年犯边，严重破坏了汉朝的生产情况。匈奴的威胁得不到解决汉朝就无法安宁，虽然武帝后期对匈奴的战争有点过度了。
他说“为天子应当抚之以四夷”，这里的“四夷”便包括了西宁和辽燕。因此，即便西宁和辽燕的燕云十六州是中原故土，但在司马光看来，这些领土不属于大定已是既成事实。
但这种价值观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国家重文轻武，导致军队战斗力弱，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败多。先不说西宁和燕云十六州是汉昌故土，即使那不是汉昌故土，也应该出兵将其占领，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关系到大定的战略生存空间。
当年，支持变法的皇帝驾崩后，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掌政。当时曹太后已死，理宗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尊德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太后废除了德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这算是藏愚守拙？还是传承魏晋遗风，匿小阁自成一统？
冯过对这种文人抱团的现象是敬谢不敏的。
两晋之时，好清谈者，有文人学者，也有王公贵戚，有文武官员，也有风流皇帝，甚至连望族妇女也卷了进去，可见其风之烈。
到了南北朝时期，清谈之风仍然很厉害，以至连当时比较有为的统治者宋武帝都不能摆脱其俗：
“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
魏晋时代，武将尚清谈的还不多见，到了南北朝也有了，“家世为将”的沈演之就是其中的一个：
“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
魏晋南北朝的这种清谈之风，危害极大，在它的影响之下，士族阶层中形成了一种只图享乐、不负责任的坏风气：
“立言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
如此风气，使得当时“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伤风败俗，误国误政，莫此为甚。
清谈之风几乎蔓延到整个官场，大部分上层官吏都“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梁书》载有姚察的一段论述：
“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承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
尚书丞郎以上的官吏，都是朝廷的要员，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或主管中央政权某一部门的高级官吏。这些人身负如此重任，然而却都是些“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的尸位素餐之徒。
令史，魏晋之时是郎以下掌文书的官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当官不理政，一切事务都由秘书来办，岂有不出乱子的道理？
从魏的正始年间起，一直到南朝最后一个朝廷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止，三百多年里，各朝各代的大臣中，就连所谓治世能臣、都不关心庶务，把他们应管的事都推给下边的人去办，更不消说那些地道的碌碌庸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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