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赋税高，主要是内府开支、军费和官员工资，尤其是军费，光中央禁军就有百万，还不算上各地的厢军，资金都是由政府供给。为了拿钱养兵，定政府的税收项目之多，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高额的赋税会让下层人民过得很辛苦，一旦碰上收益不佳的年份，百姓就过去下去了，于是民乱爆发，但是这种民乱是很有地域性的，往往仅限于收益不佳的地区。
朝廷在处理起义军的政策上也是恩威并施，对于义军首领严惩不贷，其他人员会给予安抚，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定廷对于灾民会采取各种安抚措施，比如收编入军，还有就是各种福利院以及政府补助，政府还会协调富人搞慈善资助难民。所以这么一来，大定的起义虽然多，但是分布很散，规模根本动摇不了国家根本，又很快会被政府军剿灭，所以才能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仍然屹立不倒，还能安享盛世繁华。
其次，大定经济发展比较好，民间比较富裕。真正造反的人（趁火打劫的土匪不算）往往是最底层，最受压迫的人，但是这种人对统治结构最没有危险。真正有望成功的起义（也是对统治结构构成危险的阶层）往往需要社会中和中下层的参与。只靠最低层的是没有用的。
冯过便这么和辛弃疾、宗泽这些主战派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需要有一个最底层的受压迫的阶层，如果不是一个族群里产生，就会向其他族群发展。很可惜，大定朝廷总体政策是固本，但不健体。如果大定以族群的生存考虑而向外发展，将国内矛盾和最底层阶级外移的话，就一定会富强起来。可惜的是，大定的军力无法支持国战，导致国内矛盾越来越严重。而后是各种招安平抚，陷入恶性循环中难以收拾。
事实上，大定百五十余年，从未暴发大规模的民变。初期最大的王小波民变，并未蔓延出川地；前些年的最大规模的方腊民变，也才占领六个州；最大规模的钟相、杨幺民变，也只是限于洞庭湖一带；至于其他的民变，均可以说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至于所谓“替天行道”的“梁山聚义”，更只是一小股民变而已。
归根结底是因为大定建国时间短，矛盾还没积累到爆发大起义。
比如东汉建立和黄巾大起义中间间隔了一百六十年，这还是因为东汉是在西汉的基础建立的，并没有经过大破大立，传统利益集团依然根深蒂固。
黄巢起义更是在大昌建国二百六十年才发生。
大定之前是经历了几百年的五代的乱世，人民十分渴望统一和安定，相对来说立国时间比较短，社会矛盾还没积累到总爆发的地步。
其次，就是大定实行的重文轻武的国策，确实起到了安定内部的作用。大定优待士大夫，地主士绅阶级的力量强大，忠诚度高，不会轻易参与到所谓的农民起义中去。没有知识分子的加入，农民起义者天然的局限性导致他们没法扩大成全国性质的起义，逐渐变成了流寇。
农民起义是有明确的纲领和政治目标，以建立政权的形式，反抗当权者，有自己的根据地，有基本政权管理，有健康稳定的税收。以军事斗争胜利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在人民群众当中建立起威望，然后开科取士，吸引知识分子的大量进入，成为稳固政权的基础管理者。
而流寇则是因为吃不上饭而聚集起来的队伍，他们不一定有改变社会现状的理想，仅仅是为了获得糊口的粮食，或者躲避地主的地租和利息，或者是发生了大的灾害，被迫起来抗争。
这些人一旦获得了粮食，甚至于获得了钱财，得到了女人，很快就会丧失斗争意志，开始寻求起享乐起来。哪怕在敌军围困中，也要自我麻痹，幻想着今朝有酒今朝醉。
所以综合起来看，大定的所谓农民起义其实大部分是流寇，这些农民起义者并没有改变现状的想法，也没有建立根据地和政权的举措。
再加上难以吸引知识分子的加入进行转型，导致大定的起义基本上难以做大，甚至因为本朝特有的募兵制度，转而接受招安。
这也从侧面说明，大定实行的重文轻武优待读书人的国策，确实取到很好的效果，也确实终止了五代兵变频繁的乱象，这种国策虽然在面对入侵者的时候，严重削弱了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在安定内政方面，这个国策确实收到了奇效。
从文臣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希望打仗的。一是文臣们不希望武将通过战争得到提拔；二是如果文臣们去领兵，确实不是他们能做到的，没那个金刚钻。
再加上动用军队确实太耗费钱粮，而封建王朝时期的军队纪律非常差劲，甚至祸害民众比匪徒更厉害。会对当地的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会让起义死灰复燃、反复发作。
而如果选择使用招安的制度，那么其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
通过招安，一些没有成气候的起义就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平息，通过招安，反而会摇身一变成为官军，向自己的“同行”反戈一击。而朝廷付出的不过是几个官职几份俸禄，与大军开拔相比，性价比是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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