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之际，受苦受难的必是百姓万民。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都说民以食为天，但有些东西老百姓可不是想吃就能吃的。
“天子食太宰，牛羊豕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
对于吃方面有着严格的等级分明，一旦你打破了这个阶层那么必然会遭到严惩。
而这一切的制定者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位大名鼎鼎的周公，中国礼仪之邦可以说是周公一手打造的，他在周武王去世之后为周王朝打造了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周礼》，这其中包含了各个方面。
当然了，随着周朝的灭亡以及封建时代的到来，这规章制度倒也没有这么严格了，可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还是很难吃到肉。
比如牛肉，由于牛主要用来耕地，律法规定牛是不能够用来宰杀的，要吃牛肉必须得有官府的命令或者垂垂老矣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的牛肉早就已经肉质不行了。
而羊肉则太贵，实在难以承受其重。
能够食用的肉类很少，唯有鸡鸭鱼狗等等之类，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还想着这些鸡鸭鱼多下一些蛋来贴补家用呢？
肉类吃不起，普通百姓的口粮唯有五谷杂粮，到了饥荒年代，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为了生存下去只有靠野菜充饥。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种地全凭人力畜力，需要靠犁，耧等工具来耕作。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壮年人每天也就能耕几亩地，但是草是长得很快的，所以也就是自给自足的水平，这还是在丰年，如果在荒年，天大旱或者大涝，就得饿死不少人，还有蝗灾等灾害。
而除此之外，还得交纳赋税，服兵役，“苛政猛于虎”，朝不保夕者众也。
是以，于百姓而言，王朝兴衰、政权更替，与我何干？谁能让我活的好些便支持谁。
比如汾阳城的百姓，晋王入城，虽说做不到秋毫不犯，却居然能极红的约束兵马，至少没做什么天愤人怨的事，这便极其难得了不是？之后在耆老甲长的组织下每家每户凑些银钱粮食简直要“感恩戴德”了，钱财乃身外之物，只要能安安稳稳的，人还在家还在，便足够了。
平民百姓真的很容易满足，不奢求大富大贵，不贪念权势地位，只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便足够幸福了。但即便如此低微的诉求，也难以满足。
也正因如此，晋王大军只要求汾阳城的人民“犒军”，并没有放纵“义军”去抢掠，于百姓而言便“阿弥陀佛”了。
呃，此话并不准确。事实上，烧杀抢掠之事仍有不少，只不过针对的是城中富户而已。
汾阳很富，富的流油。
汾阳，汾水之阳。汾水仿山而行，北出管涔，南丽羊肠，过大陵西，南迳文谷，迤东斜绕二十五里，结为府郡曰汾州，附邑曰汾阳。
汾阳自昌以来一直是州府所在地，而汾州州治就设在西河县城，辖西河、平遥、介休、孝义、灵石五县。
《北山酒经》记载“昌时汾州产干酿酒”，《酒名记》中也有“大定汾州甘露堂最有名”之句。也由此记录了一段汾阳酿酒的传奇故事。
丝绸之路上广为传播的一味佳酿——“羊羔酒”，就是汾酒，产于汾阳。
羊羔酒的流行并驰名，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大有关系，因定太祖早年曾在山西一带游历。常威喜欢饮用山西酒，登基后命其将山西一带酿酒方法作为宫廷法酒，“羊羔酒”因此成为大定宫廷法酒之一。
张能臣在他撰写的《酒名记》列举了二百二十三种大定名酒，是研究古代蒸馏酒的重要史料。其中，他认为最有名的酒要数汾州的甘露堂，也就是杏花村生产的一种酒。
大定酒业的兴盛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征确》记载，熙宁十年以前，朝廷每年征收商税税额在三万贯以上的州郡中，有磁州、汾州等地，而这些地方的商税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便是征收的酒税。
汾阳一直是山西中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它地处中国中西部商道的中枢地带，也一直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
从忻州、太原到新疆的线路中，汾州是必经之地，而汾阳商人又是山西商人中的一支劲旅，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帐局，也把这里最有名的汾酒带出了山西，带到了全世界。
“……寓迹汾水之上，乐其人物蕃庶，井邑骈密，贸易经营，得遂其志，因而家焉……”
汾州就是“人物蕃庶，井邑骈密”适于贸易经营的地方。
有了完备的销售渠道，也有了庞大的消费群体，酒行业的发展也就顺势而为了。与此同时，大定的酿酒技艺也堪称一绝，在汾酒的带领下，各种好酒名酒盛产不断。
正是因汾酒美名，带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单靠酿酒发家致富的便不在少数。
换句话说，汾阳城可有不少富户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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