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如晦问道：“卖地吗？”
“也可以这么说。”杨集解释道：“张掖新城是外方内圆的格局，城中心和附近各坊的土地最值钱，也是有眼光的商人想要争取的土地，所以官方便把城中心的土地分给了这些人，而他们要做的事情有两样：一是他们得到土地以后，有义务建坊墙、修街道、挖掘排水沟；二是在得到的土地上，按照官方图纸建设楼房、店邸，因为有官方统一规划，所以给人浑然一体的感觉，而这些房子和店铺皆归他们所有，日后是自己经营和居住也好、贩卖给其他人也罢，官方尽皆不管，只要双方到县衙办好手续即可。”
杜如晦恍然点头道：“以商人的精明，不难看出张掖的潜力和魅力，此时虽然投了钱，但是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拓宽和繁荣，城中心的房子和店邸定然使他们大赚特赚。”
“正是！”杨集笑道：“凉州最大的优势就是贯通东西的优越地势，所以发展商业、手工业无疑是凉州最好的出路。接下来，我准备在民曹之下设一个商署，将原本由世家门阀掌握的对外商贸进行规范，而原本由各州各县的税务也统一由商团征收，使商人流通商品货殖的时候，毋须在运输途中、通关之时缴纳各种名目的杂税，这不仅减轻了商人的负担、贪官和路霸的滋生，也使这些过路费尽归国有。”
说起古代经济学家，首推管仲。
齐国处在东海之滨，耕地面积比不上中原诸国，加上盐碱化严重，发展农业，齐国基本没有什么出路。于是管仲因地制宜，定下“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国策。随后把齐国划为二十一个乡，其中专门从事工商业的“乡”就有六个。等于是把齐国三分之一的地方搞成“经济特区”。而且他对进口物资征了关税以后，便不再收一钱，至于交了交易税的出口物资，则不再收关税，这几乎就是最早的免税区。
正是得益于管仲的“改革开放”，以及创建一系列经济政策，使积贫积弱的齐国国力日盛，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然管仲以后，再也没有这种精通经济的杰出人物，能够以此治国者更是凤毛麟角。杨集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传承知识的媒介太少、传承面太窄，管仲的宝贵经验传至今日，只剩下世家门阀之中的只言片语，可由于和管仲的年代相距太久，当下又没有参考的案例，所以即便是家有藏书的世家子读了，那些精简得令人发指文字也让他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摸头不知脑。
其次是历代臣子出自世家门阀，这些人出身好，不为衣食忧愁，所学知识皆以儒法兵为重，入仕以后，以钻营权谋为重，等他们到了可以决定一国命运之时，更加不用学习经营之道。
第三，是经济之道与儒家提倡的思想境界、政治主张背道而驰，向来被视为低贱之术，故而没有世家子精心钻研。即便有人继承了一部分，可也没有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力，甚至还被斥为“异教徒”。寒士便是抄书来读，抄的也是可以当官的儒、法、兵，而不是‘低贱’的《管子》。
经济学本身就没有完善的系统理论，受众面又是如此的狭窄，而且人的思想又受到儒家思想的禁锢，如何出得了经济大师？
杨集所要做的，就是准备效仿管仲，将凉州打造成一个只收关税和交易税的“自由贸易大区”。
别的地方他虽管不着，但是他知道凉州各州各县、各个关卡的官员都巧立名目的盘剥没有后台背景的中外商人，一旦“凉州自由贸易大区”设立，就能把落入不法官员和路霸的各种过路费、过关税统统收为国有，这么一来，不仅凉州财政大涨，还能鼓励更多没有背景的商人来凉州经商、居住，继而促进凉州经济的全面发展。
“大王，您准备征收商税？”杜如晦敏锐的问道。
“自然了。”杨集冷哼一声道：“都是大隋子民，种田的农民要交税、跑船的要交税、放牧的要交税。为什么经商的就不交呢？原因还是世家门阀、达官贵人在背后支撑着，使天下商业之所得，十之七八都流入了这类人的府库之中。”
“别的地方我管不着，但是谁想将货物运出凉州、运往西域，就必须获得州牧府颁发的外贸执照，若是谁敢不交、谁敢不安分，我就取消其外贸的经营权。所以这个外贸执照，就如同是悬在商贾头上的一把利刃，谁被取消了执照，便再无外贸之权，那等百倍、千倍的损失，谁也无法承受。而世家门阀、达官贵人所支持的商贾，乃是财雄势大的一群，只要这群人安分守己，余者皆不足虑。”
自管仲开始，商税便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垂涎的肥肉，但哪怕是汉朝盐铁官营，也没有真正使天下商贾缴纳赋税，原因就是天下大商贾的背后皆是世家门阀和达官贵人。朝廷想要收商税，那就是一头雄狮与无数头大老虎夺食，于是这些得利的大老虎又鼓捣出什么“与民争利”之类的说辞鼓动天下，好像朝廷只要征收商税，那便与天下人作对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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