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说了，越南这地方的国土，是与东南亚政局变化有关系的，可以说，是国际合作的演进结果。
其国土狭长，却是霸占了中南半岛的出海口，可以说都是最最肥美的地盘。
这里面自然有其道理，大概就是其本土由于地理间隔，虽然本质上也属于中国人的后代，但那是打秦国时代就跑路过去的秦国将军的后人了。
当然，可以说，这也是南越国可以欺负周围土着的缘故了，毕竟人家还是部落时代，你就有了文字，有了文法立国，这里面的差距太大了。
文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文字可不是什么没用的诗词歌赋，骄奢淫逸，而是彻头彻尾的军事用途的产物，一支部队如果可以做到大量人员识字，就意味着可以操作各种先进武器，命令的传达更加精准而确定，对于情报和资料的把握更加确认，以及对于敌人的各种计策也算计的很好。
当然了，我“大送”我“大明”我“大清”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大明末年，有这样奇怪的事情。
依靠海洋贸易，本国得到了海量的南美白银，彻底走出了宋代曾经经历的钱荒情况，实际上这钱荒根本就是谎言，其本质在于对于商税难以控制在手，仅有的明白人嘉靖想着振作一下收税，可以东林党为首的道德文官们本身就是不收商税的受益人，他们背后的大商家们，从不习惯创造创新，看到了什么产业，直接杀人灭户夺取过来就是。
他们面对长老们，也是丝毫不软弱，直接就是开出价码，要求将什么钢厂，铁路这样的长老的产业卖过来，无非是分给主持人一点闲钱嘛。
这种情况其实是受制于大明朝的政治情况。
在最开始，朱棣们搬迁到帝都去，所谓天子守国门，一开始只不过是当做陪都来做，但后来的小皇帝，长于深宫妇人之手，哪里有能力跑那么远。
于是，渐渐失去了对江南的控制力后，他们就发现，越来越难以从江南得到金钱支撑国家发展了。
这一点很简单，对于一个税吏来说，自己的那点工资简直九牛一毛，但如果可以讨到某位大商人的欢心，帮他免除税务，哪怕是应收税款的十分之一分给自己，那也是一笔可怕的巨款啊。
这种博弈论的游戏，玩到大明末世，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链，对于上面下发的钱，以及下面上缴的税款，什么职位的人捞多少，已经是约定俗成，断然不会出现文质彬彬的官员为了那么一点阿堵物而吵架吵的面红耳赤的情况了。
哪怕是洛阳城被围了，需要招募穷鬼守城，但穷鬼嘛，何不安安做饿殍，为什么不安静的在家里等死呢，为什么要反抗，一点也不优雅，对于这些卖命钱，自然是要上上下下开始不断收钱的。
这是政治结构决定的，从一开始，大明的文官的利益，就没有和大明朝捆绑在一起。
这一点，比起后世的八旗们，还能为了自己的铁杆高粱稍微拼拼命，是大大不同的。
别的不说，当帝国需要报效的时候，为了得到特权专卖权，哪怕帝都都被八国联军打下来了，一家家被勒令成千上万的缴纳，奉献的少了，那就是打地方官的脸，父母官一发怒，小商人抖三抖啊，于是全国商贾又贡献了几千万两。
其中十三行行商贡献了三百万两，盐商贡献了五百万两，丝商、瓷商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商人报效加起来，广东就拿出了一千万两；其他富庶地方，比如包括盐商在内的徽商拿出了一千两百万两，山西晋商拿出了一千五百万两，全天下商人在这一波政治压迫式的募捐中，竟然提供了两亿两银子。
这也是八旗制度先进性吧。
其实也很简单，比起明末的内部天灾，外部的消费市场萎靡，我大清赶上了好时候，日本、西方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到底多少没人知道，但基本上都是以亿两位单位，较为保守的数字是六亿两，其中明代流入两亿两，满清中前期流入四亿两，道光之后鸦片流入，才开始白银外流了。
光是满清时代流入的这四亿两银子，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白银储备，中国没有完善的资本市场，这些钱绝大多数都在一个个官员、权贵和富商手中，小部分在地主豪族手中，普通老百姓手里往往没有白银，平时使用的都是铜钱，白银对于普通百姓生活来说，购买力太大了，买柴米油盐可能都找不开。
最多也就是用用银角子而已。
这些银子高度集中，也就方便搜刮。明代时候其实也一样，贫富分化严重，财富掌握在富裕阶层手中，可明朝皇帝就是榨不出来，倒也不是大明皇帝无能，大明朝有读书人阶层在，那就永远只能做对读书人有利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而我大清，起码还有八旗这个小组织呢，起码在前期，八旗这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不错，铁杆高粱吃着，可以用特别渠道参加公务员考试，满尚书汉尚书中间，永远是喊着皇帝奴才奴才的那个满尚书贴心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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