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大明朝时代，经济形态基本上就是自然经济，也就是说，财富的积累，要么就是几代人小心翼翼加上没有天灾人祸贪官污吏的情况下，还有那么点可能积攒出一些财富。
明清时代，官僚们已经将中国古典式制度的潜力压榨到极致，到了晚清时代，老百姓更像是如同后世印度所嘲笑的一亿人类十亿牲口的存在。
人口的过剩原因，实际上也不稀奇，为了抵御高到可怕的婴儿死亡率，对策之一就是猛生，而中国的扩张早已进行到了一定程度了。
早在东晋时代，对于台湾就很有兴趣，但多次移民的结果就是无法对抗疫病，而对这块土地的统治者来说，对周围位置世界的探索其实早已摸的差不多。
最远，大汉朝的使者，居然已经到达了地中海，只不过是被当地的商人欺骗，没有到达罗马，这绝对是巨大的遗憾了。
东南西北都没办过过去了，留在本土自然越聚集越多。
中国由2000多个县，以及下面的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按照规定纳税服役，正如一个个县衙门知府衙门的配置，几乎就和中央衙门一样，就相当于无数层层叠叠的架构。
儒生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以及预备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观念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除此而外，再无别的因素足以使他们相聚一堂，和衷共济。
而这些意识形态往往僵化又机械，甚至无法区分内部的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最后所谓的“众正盈朝”必然会变成一场疯狂的对百姓的掠夺，在大明朝，就是这德行。
中国的开发，已经使得黄河升高，原本占据于此就可以争霸天下的关中平原早已不复往日的荣光，农耕制度也许被那些从不离开自己的空调屋，喝不到纯净水就要闹肚子的小资们歌颂为田园风光，任何企图使手工耕作时代进步到拖拉机飞机时代的行为都会被他们攻击为破坏环境。
但有些人活着，其他人就别想活啊。
劳动力过剩成为王朝末期习惯，提高劳动效率的努力变得几无收益，要求古代人建立化肥工业有些搞笑，同时又缺乏农业以外的生产途径，导致可供士绅投资几乎唯一的手段就是买地，收买商铺或者海外走私都需要是累世大族才有办法打通那些关节啊。
可以说，士绅儒生并不是选择成为了地主，而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剥削阶级的他们只能成为地主，才能长保自己的富贵。
到了最后，其他渠道道路的儒生全都死了，只剩下最保守疯狂的地主才能生存。
这在过去的几年峥嵘岁月下，在长老会现代化财政制度以及先进的搜索科技支持下进行抄家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
金属探测器寻找下，那些私通满清的地主（其实就是那些什么都不做，就要求给予封赏，最反动派的地主）地窖里成吨的粮食腐烂成渣，乌黑的白银（没错，是乌黑）从几百年前被铸成开始就堆砌在这里，自从大航海时代中国纳入世界经贸体系中开始，这个黑洞就在不断地吸收着全世界的白银，然后沉积在地主的地窖里，同时，市场上的通货却总是不够。
这些地主已经养成了拔一毛而利天下，绝不为也的意识形态，脑海里只有索取和掠夺，见到周围的村子出了问题，第一件事就是准备等到人家逃荒后，就把人家的土地霸占，这几乎没有什么反抗的可能。
中国在明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仅仅是资本主义萌芽而已，只要有不尊重合法财富所有权，不尊重创造财富的工人和商人，认为除了读圣贤书的人以外，都是猪狗不如的低等人，正如董小宛家庭在没了主心骨后，立刻就被左右四方掠夺破产，就是这个原因。
虽然士绅和资本家剥削起人来都是惨无人道（或者其他什么坏词）的，但资本家的剥削成果被资本家用来进一步的投资，而地主的剥削成果则在地窖里烂成了泥。针对资本家的斗争往往必须伴随社会分配层面的道德判断，起码还要注意一下，财富的积累过程中，资本家本身也参与了劳动，不是完全的剥削，而针对地主的斗争则完全不需要这种判断。
当然了，长老们不可能将全大明的儒生全都杀死，所有的地主全都抄家，这无关于道德，说到底，他们了解这些地主心目中毫无良知，也不可能会感恩，但是一家家的屠杀过去，有些太累啊。
在他们研究过后，发现这些读书人对他们统一世界的计划不但没有任何益处，而却会带来无数的阻碍，首先，这些读书人会对本国的大明朝老百姓进行疯狂的掠夺，却会跪舔外族，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就是在广西，都是一样的谣民，如果归顺朝廷，却会遭到剥皮拆骨的待遇，而一旦竖起反旗，因为无钱无兵，反而要被好言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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