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愈冷，夜已极深了。
张云起三人从西单乘车离开。
出租车穿行在燕京的大街小巷上。
这是1996年的首都，正处在国企改革与市场经济浪潮的夹缝之中，空气之中，似乎弥漫着在时代褶皱里挣扎求生的苍茫感。
张云起望着窗外，夜深的长安街上，国营商店的橱窗里泛着暖黄光晕，个体户彩灯招牌在夏利出租车顶投下了碎影，在不断倒退的槐树荫里，他还意外的看见了一块一闪而过的新科VCD广告牌。
出租车里面，王小凯很兴奋，今晚在西单他可算是开了眼界，加上本身就在爱华电子做了小半年的销售，行业相关，脑子有灵活，这方面的眼力还是有的，一直在讲国内VCD盗版光盘的市场前景广阔，干这个一定能大赚一笔！
李雨菲不懂商业，她向来也不大关注这类事情，但她看王小凯的神情，想了想还是对这个关系不错的好朋友说了一句：“云起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盗版光盘是违法的，小凯你这么兴奋干什么呢？我记得现在你在爱华电子待遇也蛮好的，要踏踏实实工作，别想这些。”
王小凯就不说话了。
张云起也没有吭声。
盗版VCD影碟机当然是违法的。
只是在90年代，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就业和发展产业等等原因，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看眼下的燕京就知道了，连燕京的VCD盗版市场都如此猖獗，就更不要说其他地区了。
那么为什么在90年代的中国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客观上讲，盗版VCD光盘对社会发展和知识传播的好处还是有的，至少这玩意儿加速了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掀起了一波文化消费革命，让高不可攀的影视实现了平民化，被国营影院垄断的影视资源走进百姓家，化作市井烟火，推动了草根娱乐兴起。
作为文化破壁者，这时候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它用0.5元的塑料光盘就撬开了封闭几十个世纪的娱乐铁幕，河北地下工厂流出的《泰坦尼克号》盗版碟，可以比正版引进早半年登陆街头巷尾，乡镇录像厅以一元的票价编织起了草根娱乐网络，那些个扣着臭脚丫子的农民工，也能够和那些端着高脚杯窝在真皮大沙发的上流人士一样，欣赏凯特·温斯莱特的裸体。
当然，事儿总会有正反两面。
盗版VCD光盘行业的反面就是创新生态的灼痛。
在1996年，燕京的正版音像店就开始了大量的倒闭潮，仅存的一些国营书店，比如王府井外文书店的正版专柜，在盗版浪潮冲击下已经彻底沦为了文化孤岛。
原因是简单的，标价牌上的120元刺痛着月薪600元的市民神经，为了两个小时不到的精神娱乐，花掉四分之一的工资，这在后世也只有会所嫩模叫的上这个价。
另一方面，盗版给我国加入WTO的谈判带来的压力也很大。
就在今年，老美对我国的知识产权谈判中，特别提及首都中关村盗版市场，将其列为“恶名市场”。这些VCD盗版光盘都是通过河北、广东等地的工厂生产后，经铁路或货车运至首都的批发仓库，再通过地下分销网络，分销至零售商。
一直到2001年的入世前夕，我国光盘盗版市场随着DVD技术的升级和执法加强才逐渐萎缩，但影响深远，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悖论：盗版既是技术平权的野蛮推手，也是创新火种的窒息者。
这个教训在后世仍然影响着中国对数字版权治理的平衡探索。他钟爱的网文就是这么回事儿，盗版壮大了网文市场，培育了大量用户，但是也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市场竞争，读者越来越难看到优秀的作品。
然而，普通老百姓谁会在意这些呢？
大家都活的不容易。
出租车在夜色下的京城一路疾驰。
三人在宣武门下车的时候，张云起看见路边有一个妇女，一手抱着小孩，一手从怀里掏出碟来，质朴的面容带着诚恳，她向一个年轻人推销，说道：“来几张吧，这是小日子的，这是大棒子的，这是欧美的，这是非洲的……只要九块九，什么？不能看？不能看我这大半夜出来晃悠什么？”
王小凯忍不住感叹道：“还是咱们大首都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呀，连这种片子都这么物美价廉，种类齐全。”
李雨菲听得不大明白，那张顶俏美的小脸上带着疑惑：“那是什么片子？”
张云起“呃……”了一声，在王小凯猥琐的笑声中说道：“我们还是先吃饭吧。”
李雨菲有些莫名其妙，但冰雪聪明的她很快就从王小凯的笑声中感觉到了什么，小脸红了红，没再搭理王小凯，跟着张云起走向巷口当头的一家餐馆。
餐馆大红色的木门上方，挂着一块“国营第四涮肉”的招牌。
张云起掀开褪色的蓝布门帘，店面并不怎么大，三十来平米，挤着六张八仙桌，人却不少，声音嘈杂，京腔里充满了老燕京的市井烟火气，铜锅蒸腾着热气，穿白大褂的服务员们拎着长嘴铜壶挨桌添炭，火钳碰在景泰蓝锅沿上叮当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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