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超生于六十年代末，思想自然是介于六零后和七零后之间。
他的心里，似乎还存在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激情。
比如，舍不得离开破败的工厂，总觉得工厂不行了，不是工人们不好，是这个时代，赋予了领导们过多的权力，让他们利用这些权力，把属于工厂和属于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都中饱了私囊。
工厂的财富，都变成了私人财富，工厂不就倒掉了吗？
怎么才能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呢？
这个问题，他想了不下十年。
想到办法了吗？
当然是想到了，而且，他觉得他的办法绝对可行。
只是，他没有机会上去，成为领导，也就没有机会去实践他的那套办法。
他不甘心，忍辱负重工作这些年，也只是凭着他的刻苦努力，和对工作的精熟，做了个分厂车间的调度。
付出这么大的努力，白天晚上的，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了工厂里，还不如人家肇欣桐。
肇欣桐只有小学文化，原来在车间里干润滑工。这润滑工，说白了就是看着哪台设备缺油，去给加油或者把旧的油换掉，一点技术含量没有。
要不是他会巴结，恐怕分厂里连这个润滑工的岗位也没了。
操作工有手有脚，油没了不会自己加啊？
这年头，连一线干活，直接创造效益的工人都养不起，养个几乎是闲人的润滑工，这不吃饱了撑得吗？
可肇欣桐依靠着和刘群生套近乎，经常从老家弄点土特产来，往刘群生家里送，这润滑工竟然一直干了四五年。
后来，刘群生也觉得，厂子效益不好，保留个润滑工实在是不太好跟大家交代，这才裁撤了这个工种，把肇欣桐调到仓库里去当保管。
要搁在别人身上，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了，铁定要下岗。
肇欣桐就能例外。
当了保管，他就有偷偷拿了仓库的东西，出去换钱的机会了。
有好多次，他的这种行为被别人发现，可仗着刘群生说好话，每一次都有惊无险。
他换的钱，也基本上是买了东西，送刘群生家里去了。
这在刘群生看来，就叫忠诚。他不保对自己忠诚的，还保谁呢？
再说这时候分厂里乱哄哄的，丢点东西，对偌大一个分厂来说，九牛一毛。刘群生不发话，别人也就不去追究。
很快，肇欣桐就由保管改为供应，全分厂的生产资料，都归他去采购了。
一年以后，他就成二车间的主任了。
孙继超在下面苦苦奋斗许多年，业务能力超群，还是个小小的车间调度。
不止二车间主任肇欣桐是这样上来的。他们三车间主任马树钢，孙继超干调度的时候，他还是个普通车工。可人家仗着靠拢刘群生，很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
心里没有怨气，是不可能的。这反而让他更进一步感觉到了不公平，加剧了他对自己心里那个理想的追逐。
如果施行他心里的那套办法，就一定再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连刘群生都不可能成为分厂的厂长。
他心里渴望着自己可以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能够上去，能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随时等待着机会。
可惜，在国企里，凭借刻苦努力就能上去，这样的几率，太小太小了，几乎就是没有。
可是，溜须拍马他不是不想学，而是学不会，这实在就是一个悲剧。
十几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三十好几了，忍受着他根本瞧不起，却位置比他高的刘群生、马树钢们对他的利用和蔑视，还要尽量和下面的小组长、工人们搞好关系，来保住自己现有的地位。
棱角是磨没了，基本就是一块鹅卵石，却不怎么知道圆滑。石头外壳包裹着的那颗内心，激情依旧不死。
他和高崎好，主要还是因为高崎寡言少语，有时候两个人喝个酒，他偶尔忍不住发个牢骚，骂几句娘，高崎不会给他传出去，惹不来麻烦。
就在两千年，唐城量具办最后一批下岗的这一年，他似乎看到了机会。
城里效益好的企业，都翻番了工资，唐城量具却依旧没有动静。
原本有消息说，等办完最后一批下岗，就会搞工资改革。可如今办完了下岗，却再也没有人提这个事了。
后来就有人听说，总厂原本的确是有这个想法，可各分厂不同意。
这分厂每年是要向总厂交承包费的，交不上分厂一把手就地免职。
说的挺严厉，真交不上了，强调一下理由，暗地里使些办法，也就不了了之。
实行分厂制这么多年，也没见哪个干部因为这个给免职。
可分厂利润单独计算，却是真的。
我现有的这个工资发出来都费劲，你还要翻番，我上哪儿去弄钱去？要不然，我的承包费就不交了？
总厂怕分厂真交不上来承包费，也就不去下文强令各分厂工资翻番，而是改为各分厂视情况自己决定。
让分厂自己决定，当然就是不翻番了。大家互相看着，你不翻我也不翻，最终倒霉的，还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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