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崎越听越糊涂。
孙继超就说：“哎呀你别问了，你听我说。大前天晚上我从饭馆回家，那仨退休工人就在我家里等着我，这个曹同志也在。”
高崎脑袋停顿一下，才明白孙继超说的“曹同志”是谁。
这个孙继超，肚子里生意经不少，能让他跟着学很多东西。可除此之外，他脑袋里这种“正经”玩意儿也不少。
高崎想不明白，这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东西，怎么就能在他脑子里融合到一块儿的？
难道，这就是六零后特立独行的地方？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经历过动荡年代，也赶上了改革开放。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也造就了他们人格分裂一般的思维模式。
就听孙继超继续说：“他们告诉我，这位曹同志为我们争取到一个机会。分厂厂长刘群生主动辞职了。现在，厂里其他干部都不愿意来接手这个分厂，说这个分厂的工人最不安分，不好管理。
总厂的意思，是想着从分厂的职工里面，找出一个人来，和总厂签订个承包合同，每年给总厂缴纳十万块的设备和厂房设施使用费，分厂自谋生路，总厂什么都不管。
曹同志说，他和你是朋友，是受了你的委托，来帮我们做这个事。事情有了眉目，就跑来找了那三个退休工人，那仨人就带着他来找我了。”
说到这里，就问高崎：“你过去问我要资料，说是找人替我把这事办了。原来就是找的这个人啊？他是干什么的？”
高崎终于明白，他心里的隐隐不安是什么了。
孙继超原来的诉求，就是让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厂。
改开之前，国企都执行着极其严格的设备使用和保养制度，设备利用率也不高，虽然设备都是有了二三十年历史的老设备，可精度和性能都没有降低。
别小看这些二三十年前的老设备，比起现在制造的新设备来，其质量和耐用程度，甚至是加工精度，都要优秀许多。
一台五六十年代产的老20车床，在二级市场上，卖出的价格，都比一台新产的同型号产品高。
虽然新产的改了型号，叫CA6140，可结构还是和老20一模一样。但主轴精度，变速箱齿轮啮合、导轨耐磨程度，比起老20，就差的远了。尤其是耐用度，几乎就没法比。
老20吃刀三个毫米，轻松就过去。新CA6140，两个毫米主轴就开始跳舞了。
这还只是车床，磨床就更没法比。老设备双M的高精度磨床，磨出的活表面光洁度可以达到滑2滑3，新磨床能达到滑6就算不错了。
当然，这表面光洁度也是一个老标准，现在改叫表面粗糙度了。
中捷友谊厂的摇臂钻，谁听说过五几年出厂的拆过变速箱？那齿轮和液压轴，就从来不带坏的。
可现在同类型号的产品，谁听说过没拆过变速箱的？不能变速成了正常故障了。
这些概念，都是孙继超来水饺馆之后，和高崎、赵师傅一起吃饭的时候，灌输给他的。
关于这个，赵师傅深表赞成。高崎修设备出身，也不得不承认，孙继超说的，的确是事实。
我们过去的机床制造企业，排名世界前十的就有四个。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不是技术落后，是粗制滥造，质量不行了。
这样精益求精的传承没有继承下来，就跟唐城量具一样，改开之后，一味讲求经济效益，偷工减料，就没有质量可言了。
国外讲求打造百年企业，就是为了这种精益求精的传承。而我们，却把这传承轻易就丢掉了。
孙继超讲这些，不仅仅是在痛心国家的基石在被一点点侵蚀，还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国企不是不行，不是真的失去了优势，而是混乱的制度，特别是厂长负责制，彻底搅乱了国企。
工厂里干了多年的，每一个技术精湛的工人，都比那些才毕业的大学生有学问，都比他们懂工厂。可是，一味讲求学历，让这些什么也不懂的大学生上来管工厂，外行领导内行，这是私企打死都不肯干的事情，国企却在干的不亦乐乎。
我们的技术工人，在厂里受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毛孩子指挥，气不过去私企干，却可以当厂长，指挥一堆大学生干活。
这就是差距。
实践出真知。
在孙继超看来，市场经济为工厂带来了活力，可人为的不合理制度和指示，束缚了工厂的发展。
如果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国企坚持过去三结合的管理体系，引入新观念，新技术的同时，不丢老传统，成功转型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我们把不该丢掉的传承给丢掉了，错误的方式导致了腐败的加剧，让国企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道路，才造成了今天工人大量失业下岗的局面。
不是国家发展不需要这些工厂了，而是更需要，需要的更多。只是这些工厂在畸形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已经无法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自己把自己玩死了。富了少数投机钻营者，苦了大多数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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